近年来，欧美学界兴起了一股“重新发现制度”的思潮，这种新的制度主义不仅重视国家以及其他正式机构，也重视非正式的、非官方的制度，尤其是“中间层面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体和组织对于现代社会的运转至关重要，一个丰富的、多样化的群体与组织网络，能提供一个使容忍、参与以及公民道德等个人价值得到滋养的环境。因为个人在自己身上结合越多的角色，他与扮演其他角色或不同社会生活领域的人们之间的联系就越多。同样，一个人扮演的任何“额外”的角色将他与他所处的更“广大”社会的规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不仅仅局限于他此前所熟悉并经常寻求安全感的亚社会。

　　这种权利开放秩序下社会公共生活的扩大，不仅有助于人们互动的结构化，也更利于人们“检视”政府的活动，一个社会制度的活力在于其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平等的、保护的和相互制约的协商的特点，而恰恰是公共政治的扩大使得政府对广泛性的扩大、平等的扩大、保护的扩大和确定什么需要进行相互制约的协商变得更加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