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说，扩大用权利保障的经济自由，在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展开的过程。利益、惯性加观念纠集到一起，让扩大经济自由、解放生产力并不总是一条直线。改改停停、进进退退，或许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过远看一个历史时段，我们还是不难得出结论：“惟扩大农民的权利，才增加农民的利益”。把统计本本翻出来，去年全国农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怎么调整，也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有较大的增长。倘若把这些年给农民的权利——承包权、转让权、办乡镇企业和民办企业权、外出打工权、以及领取农产品补贴权——一概取消，还有没有这么一个水准的收入？往未来看，要争取农民人均再增加、再倍增，究竟是继续“给农民权利”，还是“不给农民权利”？

　　回来说分歧最大的，也就是当下包括农民宅基地在内的农村建设用地，究竟要不要“给农民更大的权利”？这里所说“更大的权利”，无非就是成都周宏德提出来的“还权赋能”——城镇居民的房屋土地可转让、可入市、可抵押、可分享升值(也承担贬值)，农村居民的房屋土地也可转让、可入市、可抵押、可分享升值与贬值。同地同权，一并纳入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

　　此举到底怎样“损害农民利益”？看来看去，论据就是三点。一曰允许农民卖房卖地，他们进城站不住脚要回来，再也没有立锥之地。二曰农民弱势，容易在短期利益诱使下贱卖物业，长远吃亏。三曰卖资产卖的大把银子，农民会拿去赌博，或中计上当被骗，都是飞来的横祸。

　　我的辩驳只一句话：“产权”是选择权。不是吗？使用权是在资产的不同用途中做选择；转让权是在资产自用还是他用之间做选择；收益权呢，不过是在资产不同的收益方式之间做选择。农民有没有资格享有选择权呢？经验和逻辑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要明白，在制度和政策层面讨论的“农民”，是整体上来说有行为能力的主体。农民不是未成年孩子，也不是智力体能有缺陷、非别人代管不可的被监护人。像我一路看下来的，种植自由、选经营方式的自由、办企业和打工的自由，中国农民把这些权利都用得好好的。不少神来之笔，还令城里人拜伏。

　　当然，一项新权利刚出现的时候，农民也要学习。不过，利益使人聪明，因为利益逼人学习。从出门讨饭要开介绍信，到大江南北自由行，当然会出状况，包括受气、吃亏、上当。不过，不能说行使权利可能遇挫，就把人家的权利剥夺干净。你把人家的权利拿了去，你就不出错啊？至于1个农民行权出错，就把999个、甚至9999个农民的权利统统拿走，更是政治算数不及格的表现。正确的办法，是对那个农民伸以援手，同时保障999或9999个农民行使权利。

　　我国城镇1997年以后大规模房改房，居民家庭凡有房的都可转手、都可出售。但是有权利卖，不等于必须卖；卖也不等于一定就贱卖。我们更没有看见谁，因为卖了房就住到大马路上去的。为什么？因为产权是选择权，其主人会审慎处置的。农民有了更大的地权，为什么一定更不审慎？估计自己在城里站不住的，或站住也不幸福的，那就不卖乡下房舍，留着将来回来住。对当期出价不满意，可以挺着等行情。至于急用而售，那不好说一定是贱卖。我现在的薪水比刚毕业时高很多，那当年是不是“贱卖”了自己？不是的。那时不上班，怕活不到今天领现在的薪水。总之，鞋大鞋小脚知道，问题是让脚有知道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