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土地无弹性”更甚的一种谬见，是主张“不能给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因为据说“给农民土地权利会损害农民的利益”。根据此论，土地市场无从立足，因为“不给土地权利”意味着抽掉了市场的前提。这不是小事，值得认真一辨。讲过了，对论不对人，谁谁说的就不引了。

　　先看经验。容我从近的说起。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邓小平见外宾讲中国状况，有这么一句，“八亿人搞饭吃，饭还不够吃”。当时是真不够吃，城镇居民靠票证分配，粮食有定量，副食也有定量，像东北地区炒菜油每人每月3两，所以主政者荣获“陈三两”美称。新鲜菜蔬不要定量的时候，靠排队。农村呢，2亿多人不足温饱，种地的人自己吃不饱还要交粮食。有同学问起，那时没有房子问题吗？有的，比现在严重，但谁也顾不过来。吃不饱的时候，什么也顾不上。

　　为什么8亿人搞饭吃，还是一个不够吃？天气好坏、土地大小、肥料多少？都有关系，也曾经用尽一切力气去改善。后来发现，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肯不肯好好干。多开会、学大寨、阶级斗争？后来也发现，一时行，长久不行；少数人行，对多数人不灵。直到1984年，中国人搞的饭终于够吃了——全国范围第一次出现卖粮难——凭什么？官方表达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掰开了看，联产承包制里的那个“产”，不是产量，而是土地财产，是农家利用耕地的权利。当政策和法律承认农民家庭拥有承包、耕作、经营农地的权利时，农民种地的行为判若二人！

　　清清楚楚问一句，中国人吃饱饭，到底靠什么？是靠“给农民权利”，还是靠谬论主张的“不给权利”？那一波改革其实是围绕这个要点，做了一场社会实验。开始不少省份坚持“走阳光道，反独木桥”，结果先行包产到户的地方以“产量”检验了“方向”。我下乡的黑龙江省，“粮豆总产300亿斤”的宏伟目标年年喊，但没有一年做得到。后来改革顶不住了，也包产到户，当年粮豆就过300亿斤。“给农民土地耕作和经营的权利”，究竟是损害还是增强了农民的利益，历史是做了纪录的。

　　农民能不能谋求农业以外的收入，也是一个权利问题。多少年都是不行的，后来开了一个口子，就是可办乡镇企业，叫做“离土不离乡，就地富起来”。集体的乡企之外，再多几条路行不行？离土又离乡，农民个人进城镇经商务工，到沿海打工，行不行？慢慢都行了，其实就是不断“给农民更多的权利”——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劳动能力，其实也是一种人力资产，农民自己有权用还是没权用？可不可以人往高处走，到一切可能带来更高收入的领域去试试运气？

　　这些都是“权利”。有点抽象，不似送农民一些慰问品，或发一笔国家补贴那么看得见、摸得着。“权利”者，一组制度安排下允许的行为范围也。承包集体土地、从事非农生产、办农民企业、到远方打工，还不都是“行为范围”？所谓权利大，就是行为的范围宽、可选择的自由多。经验证明，恰恰是这个抽象的行为范围如何划定，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影响。普通人的经济自由增加了，社会的物产就丰富，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提升，这是屡试不爽的。有人觉得还没有试够，那就继续试吧。

　　经济自由即行为范围的扩大，在每个时期总有个“边”。这是因为，处在一个社会当中，一个(群)人的自由增加，的确可能损害他人的自由。因此，为了有秩序的自由，行为范围总有个边，不可能是无边的自由。

　　问题是，所谓对“他人自由的妨碍”，受既得利益、行为惯性与过时观念的影响，可能划得不那么准确。回到包产到户，初期障碍重重，无非是人们担心冲击原来的公社体制。农户有权自由种地了，那原先敲钟管事的生产队长们的权力，是不是被“侵犯”了？老实说，是被侵犯了。别看公社通常穷穷的，但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特权，相对而言也可以不小。说改革是帕累托改善——只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应该是一个很粗糙的命题。

　　农民办乡镇企业是不是冲击了“国家计划”？那也是多少年吵得一塌糊涂的事情。新生的权利要站得住，不可能不经历磨难。乡镇企业在与老牌国营工厂的竞争中胜出，算不算“损害”了后者？历史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得出新结论。1996年我到上海调查国营纺织系统的下岗潮，恰逢农民工进城，究竟谁损害了谁，以及在政策上不让谁损害谁，一时间杀得难分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