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实质是土地利用的重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不同群体的利益分配也将紧紧围绕于土地。

　　正是在这样的大变革时期，对于不同用途的土地的各种权利的纷争也显得格外激烈。如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不仅将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最终走向，也是破解伴随城镇化过程产生的农民工、小产权房等问题的关键，还有与此不能分离的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社会保障机制等诸多问题。

　　在刚刚落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成为未来农村工作的核心。同时还提出，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魂”。对于受到广泛关注的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会议作出明确要求：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

　　可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都与土地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息息相关，然而，在中国土地管理体系尚显粗放，还有着较大权力寻租空间的背景下，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面临着怎样的风险？虽然本次会议再次明确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地位，但在顶层制度设计上又可能迎来怎样的政策走向？此外，农民工作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巨大社会群体，未来应如何享受城镇化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红利？

　　对此，凤凰网城市邀请著名经济学家、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华生进行阐述和分析。华生先生在不久前出版的着作《城镇化转型与土地陷阱》中指出，目前城市化转型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农村、农民、农业”的老三农问题，而是“农地流转、农民离乡务工、农地非农用”的新三农问题。

　　华生认为，要保护务农农民的土地权益，通过确权逐渐实现农地私有化。对于城郊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要合理分配。同时要突破户籍限制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保障房的供给，从而使得城镇化带来的红利真正用于城镇化的主体身上。

　　土地规模经营涉及三个前提

　　凤凰网城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将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来提出。现实的情况是，我国粮食生产突破6亿吨，实现了“十连增”，但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不仅粮食自给率逐渐下降，同时东部发达地区对外省粮食供给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这不禁让人产生这样一种担忧，粮食安全是否会成为制约中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华生：应该说在过去，粮食问题是制约中国城市化的瓶颈。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化发展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粮食。农副产品不够，就无法支撑城市人口的增长。

　　在土地承包制实行之后，应该说中国突破了粮食制约的瓶颈，再加上这些年农业技术的提高，粮食对中国城市化、工业化的制约，应该说弹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同时要看到，中国目前保粮食、保耕地局面的严峻性丝毫没有减退。

　　一是我们不知不觉已经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的粮食和肉类。由于我国农副产品进口量逐渐增大，有人算过账，除去我们的18亿亩耕地，在国外还有7到8亿亩耕地相当于在供给中国人吃喝。这种情况在平时不明显，而一旦国际上出现特别情况，比如摩擦甚至战争，我们对国际市场中粮食的依赖性过高的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并直接威胁国家安全。

　　第二，我国粮食总产量在增加，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特别是优质良田在减少。只是由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另外是依靠对土地的过度利用，不断榨取地力来维持的。过去一亩地产三四百斤粮食就不错了，现在都是吨制田，大量的化肥催生更高亩产。这带来的负面后果一是土地能力的衰退，二是粮食质量的降低。因此，总的来看，绷在中国头上的粮食弦依然很紧。

　　凤凰网城市：所以在这个语境下，我们看到中国希望通过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并带来更多的劳动剩余人口。其中的路径之一是利用农地流转进行规模化经营。在您看来，中国目前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

　　华生：适度的规模经营是必然趋势也是对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但其中涉及到三个前提。

　　一是人口和土地数量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美国式的农场经营。可以算一笔帐，假如中国的城市化最终到了90%，人口进入高峰期达到14-15亿，并且耕地面积没有进一步减少，维持在18亿亩，一个农民可耕地面积最多也就10多亩，一个家庭不会超过50亩。所以，一定要尊重客观规律和实际情况，避免将土地流转变成大跃进式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