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的判断，再积极“推进”，集体经营和合作经营的发展空间也不大。企业经营可能会有很大积极性，但面对汪洋大海般小农，空间也不会太大。不过，企业可能反过来借此要求国家更多政策和资金扶持。家庭经营中，小农经营仍然将占主导，在国家支持下，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可能有较大发展。

　　《南风窗》：事实上，在大量农民进城的情况下，包括生产和生活在内的农村社会的确面临需要重组的重大问题。

　　贺雪峰：是这样。当前农村已经出现比较严重的人地分离，很多承包土地的农户进城务工经商，已经不再耕种土地，他们将土地流转出来。有关部门调查所获数据，当前中国承包地的21%已发生流转。

　　农民进城分两种情况，一种家庭成员部分进城，其承包耕地由留守在家的中老年父母耕种，形成了一个农民家庭通过代际分工来获得“务工收入+务农收入”的结构，缺乏在城市务工机会的中老年农民因为务农而有农业收入，也因为务农而可以随季节展开自己的生命意义、生活过程与节奏。

　　若农民可以全家进城，他们的土地低价、非正规地流转给仍然留村务农的农户，这些仍然留村务农户若可以流入30~50亩耕地，每年就可以有3万~5万元农业纯收入，再加上副业收入，可以获得不低于进城务工的收入。这些“经济收入在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的“中农”就成为现在村庄的中坚力量。

　　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中农+老人农业”构成了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在这个基本结构中，无论是老人农业，还是中农种田，都是精耕细作，粮食亩产一定是高于规模农业的。这也是今年中国粮食“十连增”的基础。

　　但农村也面临着地块零碎、公共品提供困难和农地上越来越严重的“反公地悲剧”等严重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土地是生产资料而非农民财产。如果将进城务工、不再依靠在土地上劳动来获得收入的农民的土地交由仍然在村务农的农民经营，走的人可以从集体经营的土地收益中分享土地利益；一旦进城农民返回农村，又可以重新获得土地进行生产，农村集体土地就可以按照最方便有效率的方式经营，并总是由仍然留村的集体成员来经营。这是一种对农村发展更好的制度安排。

　　《南风窗》：你提倡的中农+老年农业的中国乡村发展模式，跟政府现在提的家庭农场听起来很接近？

　　贺雪峰：家庭农场的规模一般要到100亩左右，是正规化的资本经营。按照新公布的中国耕地数21亿亩算，能容纳的家庭农场数差不多就是2000万户左右。中国的城市什么时候能吸纳其余的大量农村家庭和人口，将现在的2.1亿户小农减到2000万户？这显然是个缓慢而反复的过程。

　　当前农民承包地流转大多是非正规的，既无固定流转年限，又无正式流转合同，往往是口头协议。农村土地流转也绝大多数是在村庄范围内发生的，是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之间的土地流转。一旦自己进城失败，返回农村可随时要回承包地耕种。因此，进城农民宁愿低租金将土地非正规地流转给邻里亲朋，也不愿高租金正规地流转给外来大户。

　　而通过国家支持形成的规模经营，则是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流转，政府花钱来推动土地正规地向规模经营流转，因为“在公开市场上”流转，土地租金大幅度提高，因为“规模经营”，农业风险大幅度提高，因为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之前可以容纳大量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耕地就不再能容纳之前的老人农业和中农。

　　这样一来，在农村中可能出现的将是以下格局：在城市无就业优势的中老年农民将不再有农业就业机会，成为吃进城务工经商子女白食的消费者；中农将因为土地高租金而不再可能低价租入土地，无法再在农村呆下去，被迫到城市谋生；进城失败农民将不再可以随时返回家乡种田，农村的蓄水池作用也无法发挥。

　　而以高租金租入土地进行农业规模经营的经营者，因为租金高、规模大，相应地利润薄、风险高，政府为了让规模经营者不破产，就不得不为规模经营者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为规模经营提供政策性保险，在之前的农业财政支出以外再背上沉重财政负担。

　　因为农村人口不可能都转入到城市，留守在村、无事可做的农村老弱病残将仍然居住在村庄，他们的土地却在政府支持下流转给规模经营者，这样，在村庄中就形成了庞大的“老弱病残+经营大户”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