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把这两个问题放到一起？实际上是站在城乡统筹的高度来看待农民和农村的问题，当然地也好、人也好，一进城，就涉及到钱的问题，所以实际上是统筹来考虑这些问题的。

　　杨伟民认为，下一步解决好人的问题有很多措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进了城却落不了户，得不到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公共服务，包括市民的权利。所以《决定》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这就是一个总方向。而且具体的措施也讲到要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但是，户籍本身很好改，关键是户籍背后所依附的制度、服务、权利是不一样的。现在不光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也是不一样的，涉及到整个区域之间的问题。所以推进户籍改革的问题上，可能还是要坚持自愿、分类、因地制宜这样一些原则。同时，农民工或者农业转移人口当中，有一些可能是愿意到城镇落户的，还有一些不愿意落户的，要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的全覆盖，这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它不仅仅涉及到城和乡之间，还涉及到区域和区域之间。

　　杨伟民说，另外一方面，要保障或者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就是地、房子，这是最主要的。但是改革要守住底线，要按照问题导向的原则来进行，要根据不同的地实行不同的改革，也就是说，人主要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地要分成不同的类别，逐步有序地推进。对农村宅基地流转问题，为什么要“慎重稳妥”呢？是因为农民就这一处房子，如果经营失败了，抵押担保出现问题了，农民住到哪里去？所以要探索一系列的办法，创新性地推进，既要有利于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满足城市化、城镇化过程中对地的强烈需求，同时也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权不受到侵犯。基本生活权之一就是要有房住。不能通过改革让农民流离失所，那不是改革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