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小农？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论述：“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归纳，“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他还认为，“公社土地是农民生存的第一个基本条件，那么工业副业则是第二个基本条件。于是农民每况愈下。……正如任何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户（农户经济）已经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那种“小农”（见下表）：土地承包经营农户不是分散、孤立的个体劳动者，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双层经营体制中的一个经营层次；土地承包经营农户不是佃农，而是根据“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规定，享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权（自主经营）、全部收益权（由“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全是自己的”到“废止农业税”及其附加）、部分处置权（自愿有偿流转权、有条件抵押）的市场经济微观主体；土地承包经营农户的规模扩张不是受制于“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而是“人多地少”矛盾的制约，只要满足“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流转的条件，农户经济的适度规模就能形成；土地承包经营农户不是以“养活他的家口为限”的、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而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广泛流动、就业的自由劳动者。

　　特别要指出，当前中国的农户经济不再局限于“小块土地”和传统工副业，家庭经营方式已经拓展到一二三产业，家庭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务工、经商，农户经济中来源于非农业、非家庭经营的收入比例大大提高。到201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832.8元，占48%；非家庭经营（工资性、财产性）收入3086.2元，占52%；在家庭经营总收入中，经营第二三产业的收入已经占到18%。这就是说，当前中国“农户经济”的收入中，来源于经营农业的收入比例只有39.24%，来源于非农业和非家庭经营的收入已经占到60.76%的比例。农民生存条件获得多方面保障，是中国农户经济能够有效发展的最重要原因。

　　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生命力决定了“农户经济”的生命力

　　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回答了俄国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长期存在的原因，他总结说“……不难了解，‘农业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能够成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的源泉，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和较古的公社的条件是不相容的。”

　　我们惊奇地发现，脱胎于“人民公社”体制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安排，完全符合马克思关于俄国农村公社为什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论述。第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血缘亲属关系”，早在“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组织体系中就彻底打破，当下行政村域的社会结构已被“业缘关系”所替代；而且，集体成员能够在广阔的社会中联系和交往。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基础更加稳固。第二，虽然耕地仍归集体所有，但在承包初期按照人口平均分配，起点公平；在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稳定的过程中，通过市场（土地流转）调节余缺，化解人地矛盾，村级集体组织的经济基础更加稳固。第三，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享集体经济份额，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且，越来越多的村形成了“基本生活靠土地，社会保障靠集体，发家致富靠自己”多重保障机制。这是中国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强大的生命力源泉。可以认为：中国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公社”和“小农”将表现出“它的天然的生命力”或“强大的生命力”的论述，是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