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春节回荆门老家，农民提出两盼，一盼扩大经营规模，二盼耕地连片。目前农民户均不足10亩的经营规模显然是小了点，若每户能有30亩的规模，一年两季，总收入可以达到5万元，纯收入超过3万元，这样，农民在家务农，就可以保持完整的家庭生活，又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水平。所以农民有此一盼。

　　农民盼耕地连片，是因为之前土地承包到户时，村集体为做到公平，往往是按远近、肥瘦搭配，按人均分土地，因此形成当前农村普遍的“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且往往分散为七、八上十块的小规模且细碎经营的现状。近年来，中央一再强调“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人与土地关系不变，但农村人口在变，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甚至越来越多农民在城市安居下来。进城农民不再务农，而将土地流转给仍在村务农的农民。流入土地的农民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却很难改变田块关系，更无法将田块集中，由此导致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得不面对狭小且细碎耕地的困局。

　　农民盼望有20~30亩连片经营的耕地规模，有了20~30亩连片耕地，他们就可以获得有保障的收入，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就有了实现梦的感觉。这样的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户，农业收入不低于外出务工收入，经济收入来自村庄，社会关系也在村庄，他们就成为在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背景下的村庄骨干中坚力量。

　　因为城市有越来越多就业机会，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从而可以腾出土地让在村务农的“中坚农户”扩大经营规模。土地连片则仅通过政策调整就可以做到。也就是说，在农民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留村务农的农民也越来越有实现适度连片规模经营梦想的机会。这部分“中坚农民”加上难以转移进城的“留守”老弱病残，就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农村结构，这个稳定结构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提供了稳定的根基。

　　遗憾的是，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都在积极推动土地流转，中央2013年一号文件明确要求新增补贴“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倾斜”，其实质是要发展以资本经营为特征的“大农”，地方实践中，则普遍发生了政府推动土地流转的竞赛，这种竞赛甚至到了相当不理性的程度。这些以资本经营为特征的土地流转，即使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却几无例外会降低土地生产率。盼望扩大耕种规模的“中坚农民”因为政府支持“大农”，而梦想成空。仅靠自己承包的“户均不过十亩”耕地，这些“中坚农民”在农村呆不下去。其结果必是，村庄仅留下外来“大农”和无法转移进城的“留守”老弱病残。这样一种外来“大农”加老弱病残群体的结构，是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的。

　　这样，当前仍然构成中国现代化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农村，将不仅再难获得内部再生秩序的能力，而且不再能为风险重重的中国现代化提供稳定的根基。农民利益受损，国家发展的战略根基受损。

　　本来是市场经济的自生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无需国家投入额外资源，就不仅可以解决粮食问题，而且可以为大量无法进城农民提供收入机会和就业机会，甚至成为了农民最盼和第二盼的梦想，这个梦想却被从中央到地方所弥漫的激进农业现代化情绪击碎！

　　二、

　　政策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往往偏向农业、偏向资本、偏向现代科技。政策制定者和主流媒体对构成中国农民绝大多数的小农，基本都是无视。中央领导和地方官员考察，几乎全都到了少数几个由地方政府打造出来的“现代农业示范点”上。而实际上，中国“三农”的根本问题是9亿农民，包括虽然进城却远未能在城市安居的2亿农民工。站在小农立场看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与当前“三农”政策完全不同的结论。当前政策部门提“三化同步”甚至“四化同步”，这种提法不只是不科学，而且相当有害。“四化同步”齐步走的提法太机械，到了地方，势必强推，一旦强推，必后患无穷。近年农业上的折腾，实在是不明智啊！

　　站在农民立场上看问题，尤其是站在中国有9.5亿农村户籍人口，其中接近7亿仍然生活在农村，且进城农民工的大部分仍然没能在城市安居的现实来看，农业不仅是农民的收入来源，而且是农民的基本就业渠道，是农民的退路和保障。这个意义上讲，让留村务农的农民有机会扩大经营规模，让进城务工失败的农民有退回农村的选择机会，是农民的基本人权。这本来只是一个常识，但在弥漫的城镇化浪漫主义和经济学教条主义的相互呼应声中，中国现阶段正陷入狂飙突进的农业现代化“大跃进”。这实在是让人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