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使中国粮食供需处于“紧平衡”。

　　一方面，快速的城镇化消耗大量优质耕地，农村青壮年劳力大量外流，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粮食生产后继乏人。另一方面，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收入增加，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快速改变，许多家庭肉类支出的比例已超过了主粮的支出，使饲料粮需求猛增。

　　目前中国大米、面粉等主粮仍保持着95%以上的自给率，但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减少了，比如，中国在2012年进口了5838万吨的大豆，进口额350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超过80%。同时，2012年谷物进口也由2011年的550万吨增加至1400万吨，进口增速快速上升。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副院长郑风田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粗放圈地式的城镇化会侵占耕地，进而影响到粮食安全。他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对粮食安全影响较小，可以发展新型生产经营主体、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

　　他认为粮食安全有诸多争议，不过有一点很明确，就是粮食安全在注重“量”充裕与否的同时，也应该注重“质”的安全。

　　“没人种地要靠土地流转”

　　东方早报：各界对新型城镇化讨论热烈。从农村移居城市的人越来越多，种地的人，或者说，可以种地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否会影响到粮食安全？

　　郑风田：大家都很害怕劣质的城镇化，因为那意味着乱圈地，以前旧的城镇化的确有不少地方这样干。所以担心快速发展城镇化会影响粮食安全是有道理的。

　　目前中国现有城镇的土地空间利用率潜力不小，与国外人口稠密地区相比还很低。比如上海空间利用率算高的，高楼大厦不少，但其实其空间利用率连香港的一半都不到，和首尔、东京相比，空间利用集约度还远不够。而北京的空间利用率更是连上海的一半都不到。北京、上海在大陆范围内空间利用率还算很高的，更别提其他的中小城市了。如果新的城镇化继续采取“摊大饼”，盲目占耕地，建花园式的工厂，则会浪费很多稀缺的耕地。

　　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应该在现有基础上提高空间利用率，向上向下延伸，没有必要占有太多耕地。但如果土地财政不改，地方政府仍希望圈地卖钱，则会导致乱占耕地现象。

　　大量的农民如果离开土地，怎么解决农村没有人种地的问题？事实上，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提出培育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就是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等。

　　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2%，其实还有一半农民在农村，可以选择土地流转，这部分人将其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一两倍应该没多大问题，因为也就是从原来一户种几亩地，到变成耕种二十几亩。通过政策性引导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

　　东方早报：18亿亩耕地红线政府怎么控制？

　　郑风田：一是普查，二是遥感。近年耕地统计显示，我国的18亿亩耕地非但没有减少，事实上还变多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过去种地是要交农业税的，所以有些地方少报耕地少交税。而现在种地给补地，原来瞒报的土地就拿不到农业补贴。所以新的统计他们就把原来瞒报的报上来了。另外今年“一号文件”提出用5年时间对农民承包的土地确权颁证。任务完成之后，我们究竟有多少土地就会更准确了。

　　“谁来种粮已不是当务之急”

　　东方早报：那是否表示，城镇化过程中，粗放地侵占耕地的做法是更加威胁粮食安全的，而不是劳动力因素？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的2012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指出，劳动力已逐步成为制约粮食生产的关键因素，解决明天“谁来种粮”已是当务之急。目前中国是否出现了大量土地抛荒的现象？

　　郑风田：我认为劳动力目前还不是影响粮食安全的核心因素，虽然我国目前有2亿多人在外打工，但他们大部分在农村的承包地还是会选择给亲戚朋友种，因为现在种粮食还是比较方便的。一般的农民家里也就种十几亩地，因为规模有限，粮价又不高，所以大量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在部分城市郊区的农民可能选择把地转包给一些留在家里种粮的大户。现在还没有出现农村大量土地抛荒问题，但在部分地区会有一些，比如河北郊区，种植小麦基本上不赚钱，所以有些农民可能会选择不种植。但大部分的农民基本上还是把耕地都种植粮食，因为我国有种粮直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