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双江镇民办的一名负责人难掩心中的担忧：“土地流转出去后，农民没地种了，而企业聘用的临时工大都是‘3860’人群（指妇女和年纪大的人――编者注），青年劳动力都去了大城市，导致留守问题严重。几十年后，那些年轻人不种地了，也不会种地了，之前老一辈的种地经验都传不下去了。”

    土地流转之后，村民的无奈与就业问题，已经成了当地政府烦恼的问题之一。

    流转后的维权与担忧

    湖南农大学生在走访中发现，调查的144户进行了土地流转的农户中，被动接受流转的为71户，比例近50%。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户是因为附近农户流转或是村组的劝说，而不得不将土地流转出去。

    “由于知识的缺乏，农户对相关的政策并不是很了解。”湖南农大学生张思发现，农户的文化水平不高，大部分在高中学历以下。其中48.6%的农民表示，自己基本上不了解土地政策，所获得的信息一般是道听途说。41%的村民的了解途径是政府组织宣传，形式单一且多是文件语言。

    “我们哪懂什么土地流转政策，村里面组织流转，我们就得租。”在素有“水果之乡”之称的白沙乡大花村，有村民表示，他将自家的山地租给李子基地了，当时还将原本山上长着的各种树都砍了。他心痛地说：“他们虽然会给400元/亩的青苗补助费用，但现在李子树的树枝还没长茂盛，收益少，周期又长，而且大量的树木被砍了，一下雨，那些泥巴和雨水一起从山上流下来，这些地的利用价值就降低了。”

    “白沙乡流转的土地主要用于种果树和种蔬菜。果树生长不仅扎根深，还破坏了粮田的水系。几年之后，将会出现土壤板结，水系难以恢复等问题，这些地是否还能恢复，是否还能很好地种植水稻，这是我们担忧的，但是农民在这方面几乎毫无意识。”白沙乡一名“80后”副乡长说。

    湖南农大学生严彩虹说，他们小组了解到，本应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充当重要的监督角色的当地政府，并未承担起相应职责，监督变了味。她说，土地流转由乡镇政府和村组统一引导、实施的占六成以上，但是也有农户反映，因为政府的干预，而不得不将土地进行流转。在一些村子调研时，企业依仗政府机关的势力采取强制措施，要求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事时有所闻。“如此强势的背后，惠民政策是否还能起到真正的惠民作用？地方政府能否公平公正地进行有力监督？我们担心土地流转政策将会与原本的实施目的背道而驰。”严彩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