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粮国税”终结2600年历史

　　配套进行体制改革防负担反弹 农业政策向支持补贴转型过渡

　　主持人：本报记者 周小苑

　　嘉 宾：程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宋洪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

　　从公元前594年春秋时期鲁国实施“初税亩”，到2006年我国全面废止《农业税条例》，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实行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从此 退出历史舞台。我国全面废除农业税有何背景和原因？从试点到全面取消过程中存在哪些曲折和难点？对我国农业的长远发展又有着怎样深远的意义？就这些问题， 本报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搭车收费加重农民负担

　　问：取消农业税可以说是减轻农民负担的一项重大改革，出台这项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有何历史背景？

　　宋洪远：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基层财力的支出缺口不断增大，各种收费不规范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民负担日趋加重。 一方面，农村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三乱”现象普遍存在且问题突出，中小学学生就学、农民建房、农民结婚登记时的搭车收费比较严重，向农民集资修建道 路、兴修水利、办电等比较普遍，一些地方平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问题严重，不切实际的评比活动屡禁不止，农民称之为“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 洞”；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为了多提留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在农民纯收入统计上弄虚作假，虚增收入，变相加重了农民负担。

　　程国强：事实上，农民增收出现困难是农业税费改革出台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从1997年到2003年的7年中，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只增长了 4%，只相当于同期城市居民收入增幅的一半左右。从收入增长的绝对额来看，农民收入7年只增加了532 元，仅相当于城镇居民一年增加的收入。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不断拉大，由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1997年的2.5∶1，扩大到2003年的3.3∶1。可见，农民增收困难已经成为当时农业和农村 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党国英：从历史的角度看，农业税实际上是国家在经济上对农民实行特殊强制的一个表现。在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时候，依靠市场交换方式，国家的非农部 门的生存和发展不能得到足够的粮食，不得不对农民实行强制，向农民征收粮食。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对农民的强制在经济上是低效的，地方政府搭车收 费，使得农民交纳的税费总额超过中央政府规定的标准，在政治上显得非常被动。而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财政基础越来越不依靠农业税，农业税的征收 成本过于高昂，以及其它种种弊端，使取消农业税成为必然。

　　5年改革目标3年实现

　　问：我国实施农业税费改革主要的难点有哪些？改革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新的问题？

　　宋洪远：农业税费改革的核心实际是两头改，一头改“三乱”，一头改乡镇机构。要实现全面取消农业税，首先就要去除农村的乱摊派、乱集资、乱收费 问题，这是摆在农业税费改革前面的第一个障碍，农民把这种不合法的干部下乡收费现象比喻为“狗跑熟了，人跑生了”。正是由于农民愿望强烈，取消农业税费的 改革在农村推进颇为顺利，原本计划5年完全取消农业税费的目标，在短短3年内就得以实施完毕。改革本身并不只是免征农业税那么简单，更是一个有许多配套措 施的系统工程，由此带来乡镇机构改革、农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真正做到村财乡管、乡财县管、县财省管的局面。

　　党国英：实行农业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国县乡财政困难进一步加剧，老账归还希望渺茫，新的赤字还在发生。一些地区乡级干部的工资常常难以保障，影响到乡村政治稳定。但我们更应看到，如果允许农业税这个税种存在下去，所引起的问题将会更大。

　　程国强：尽管农业税费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农业税曾经是国家财政支持工业化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政府主要通过 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直接或间接地从农业部门抽取资源，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积累。可见，这一改革具有联动效应，需要统筹谋划。据有关专家测算，从1952年 —1990年间，我国农业部门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净资金贡献达9530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