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让人流动起来”。换句话说，要在全国普遍推行居民制度，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再让户口成为农民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转移的障碍。我们户籍制度如果实现改革，一方面可以为我们一直推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扫清“制度障碍”，使城乡居民都能均等地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缩小城乡生活质量差距，增强政府威信和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另一方面，会摆脱户籍对农民身份的限制，使人口的自由流动获得制度保障，让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目前，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大型计算机的开发与使用，使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具备了取消户籍制度、实行居民制度的技术条件，对全体居民实现“数字化”管理成为可能。十三亿多人口，通过信息化、数字化等技术手段，使身份证、医疗证、社会保障等各种证件都可以放到一卡通里面。在全国推行居民制度之后，劳动力的动态、有序流动就成为可能，既可以实现社会的动态稳定，增强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又可以使居民个人的生活质量与水平得到提升，获得稳定感和安全感。居民制度使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就可以在当地户籍处备案，变为那个地方居民，这既可以极大地提升社会福利的均衡度，使全国人民都可以均衡享有国家发展成果；也可以增强居民的幸福感和尊严感。

　　其次，要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与户籍制度改革相联系，土地制度改革也是破解“三农”困局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简单地讲，土地制度改革就是要“让地转起来”。即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让土地的“资源财富”变为“资本财富”。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度，农民基本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使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能动性都很难发挥自身的最大效益。土地制度改革最根本的“制度设计”就是“资源”向“资本”转换的“地票化”。换句话说，就是要适时在全国大规模地推行“地票制度”。地票制度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土地国有、个人使用、使用权允许转让”。这就是说，地票制度不改变土地的国有性质，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只是“使用权”可以转让，目的是防止土地资源浪费和由此引发的腐败，提高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实行地票制度后，由于转让的只是土地的使用权，所有权还是国家，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国家一级的“地票银行”来管理和监督“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过程，并获得相应的“土地交易税”，县乡一级可以建立“地票交易所”，具体完成交易过程。当然，土地“地票制度”是一项复杂的“制度设计”过程，需要进一步认真研究，但大的方向是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土地“地票化”以后，一方面可以彻底改变农民与农村土地的“固有联系”，使农民转变为“市民”成为可能，因为农民可以通过使用权转让普遍富裕起来，带着“资本”进城；另一方面，土地的有序转让可以增加民间投资向土地的投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减少土地的浪费，减少权力对土地的侵占，把土地财富直接转让给农民。同时，地票化在明确各种土地的用途以后，也可以加大对国有土地的开发利用，保证农业用地的18亿亩“红线”。“地票制度”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之一，从我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实行地票制度的技术条件现在已经具备，我们在搞北斗卫星网，2011年底就覆盖全国，为全面推行“地票制度”提供了技术支持。

　　最后，要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破解“三农”困局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清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让城自动建起来”。从人类文明史、社会现代化等更为宏观的角度看，一个城市建立和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是经济社会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规划的结果。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居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这个城市盖再多的房子，也没有人愿意待在那里。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在于增加城市的数量，让那些产值、财政收入、城区面积、人口数量、管理模式等都符合现代城市管理要求的县镇实行“城市化”管理。

　　这些年，我国城市化速度虽然发展很快，但人口基本都集聚在一些中心城市。受现有政策和规划的限制，一个经济发展很好的县镇很难变成一个市，按照城市来管理。例如，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的不少城镇，加上外来人口的话，人口之多，财政收入之巨，完全可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应该实行城市化管理模式，使人口就近、方便、廉价地向城市转移。因此，今后我们应该考虑下放城市的审批权限，由地方省级人大根据本省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具体研究制定本地区的城市化标准，规划和决定本省的城市数量与规模。根据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经验，城市的发展是社会现代化、扩大就业、促进服务业扩张的重要渠道，是居民之间相互服务、自我管理、扩大消费、共同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平台。我国长期以来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城市数量的限制，新世纪经济快速发展的十多年间，城市数量一直保持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约660多个，几乎没有变化。因此，不管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中小城市，都需要首先放开城市审批权，让那些已经具备建立城市条件的县、镇，转换为城市化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