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我国城市人口历史上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50%以上，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上了一个关键的台阶。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预示着在未来10年到20年内，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将进入一个复杂的“制度安排”阶段。目前，我国城市的建设和管理与农村的建设和管理有着显著的“趋同化”趋势，因此，如何从制度安排上破解城乡建设和管理的“二元化”困局，搞好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协调城乡共同发展，让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未来中国改革发展的重大议题。

　　诚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强，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国家对“三农”的投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各种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也不断加大。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多、底子薄、差异大的现状客观存在，“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实现现代化最艰巨的任务。因此，面对现阶段中国发展的现实，适应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城乡发展趋同化的客观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发展观念，改变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寻求实现中国社会“整体现代化”的制度路径，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并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在未来10年上一个新的台阶。

　　面对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要破解“三农”困局，关键的环节有两个：一是改变观念，把“三农”问题的解决提高到关乎中国的现代化成败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二是把解决“三农”问题的临时性、阶段性的“政策性安排”，改变为长期性、稳定性、刚性的“制度安排”。通过“战略”和“制度”两个层面开拓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化解“三农”问题的症结，为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提供价值和制度支撑。

　　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一个重要后果，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在未来10年到20年，这种人口转移将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高峰期。我们必须在谋划未来改革发展的战略设计时从观念上引起高度重视，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契机来把握，使有序的人口转移，与生产性转移、服务性转移、消费性转移、人口的质量和素质的提升、社会的稳定和谐等，通过“现代性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协调起来。

　　未来中国要真正繁荣富强，实现持续的稳定与发展并成长为一个高度“现代性国家”，其基本前提或关键就在于正确处理“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解决，一个根本出路就是推进城市化进程，并在这一进程中防止“转移人口”的“二次贫困化”，真正实现城市化过程中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水平、人口素质的根本性提升。否则，不但中国目前以“城乡二元化”为主要特征之一的贫富差距可能会持续拉大，甚至城市本身也由于人口的涌入形成新的“贫困阶层”，并因为不同阶层新的矛盾与裂痕而陷入“拉美陷阱”或“印度困局”，最终导致发展的放缓乃至停顿，使社会现代化难以实现。

　　我们知道，所谓“拉美陷阱”，是指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因贫富不均、两极分化严重，以及“过度的城市化”等发展中的问题，不仅在城乡社会的“结构转型”中没有解决其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反而使拉美各国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城市危机”之中。所谓“印度困局”，是指印度农业产业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去阻止富裕农场主进城的脚步，导致大批农民失地失业，农村破败，农业乏力。有人提出，通过政策来提升农产品价格，从而让农民们更能获利，进而增强农村的吸引力。可这样做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让城市的居民难以接受。这两种情况的后果大家都可以看到，既使农村失去了发展的资源与动力，又使城市周边形成大量的“贫民窟”，结果使整个社会发展陷入混乱、矛盾、冲突，陷入“发展陷阱”的泥潭。

　　“拉美陷阱”和“印度困局”的“发展教训”，应当成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前车之鉴。“三农”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一方面既容易造成大批的失地农民，造成大批没有现代技能和现代观念的农民；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我国城市化障碍。这样，就会严重制约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影响现代化的实效，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性并进而危及党执政地位的巩固。

　　因此，解决“三农”困局的出路，是要从战略高度来思考，要下决心推进“社会结构性改革”。从发展全局、发展整体来谋划和推进“制度转型”。可以说，仅依靠所谓的政策扶持已经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了。农业、农民、农村要想从根本上摆脱发展困境，只有寄希望于更为根本制度的变革。也就是说，要通过制度形式来实现“三农”困局的突破，要在未来10年、20年之内，特别是“十二五”期间，通过制度变迁、整体改革来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有效转移，来实现整个“城镇化”的顺利推进。结合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从制度改进的角度统筹规划解决“三农”困局，实现城乡的共同繁荣，我以为有三项制度改革必须加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