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价“两难”困局有正解

　　本报特约评论员 程国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要求继续把控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作为稳定物价的重点。从根本上讲，稳定物价的基础是必须保障主要农产品供给。要想在当前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快速上升、市场频繁波动的形势下实现保供给目标，关键则在于如何给农民足够、合理的价格刺激信号，进一步保护和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因此，日前袁隆平院士在“两会”上建议，要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每斤提高0.3元~0.5元。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代表、委员则担心粮食、肉类等食品价格上涨会影响物价水平，加大通胀压力。如此，就形成“稳定物价”—“保供给”—“提高粮价，防止谷贱伤农”—“防止米贵伤民，稳定物价”的矛盾循环。

　　其实，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一方面，种粮比较效益持续下降，提高种粮农民积极性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粮价被认为是百价之基，在通胀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将更为敏感。这意味着，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谷贱伤农”、“米贵伤民”的矛盾局面将会始终交替出现，成为决策部门难以回避的“两难”困局。

　　但这个“两难”问题并没有陷入逻辑死结，调控和政策也有多种选项，关键是要把握好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必须把保供给作为稳物价的调控基础和关键。只有千方百计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稳定发展粮食生产，才能在国内外形势异常复杂的局面下，奠定保持稳定物价、管理通胀预期大局的基础支撑。因此，必须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全面增强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

　　第二，必须宽容对待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交织的产业，今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将持续周期波动、整体攀升，将是伴随我国整个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趋势。特别是，农产品“能源化”、“金融化”等非传统冲击，与国内极端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市场预期复杂多变等非常规影响相互叠加，今后农产品市场波动将更加频繁，调控的难度将更大、要求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从强生产保供给以及保护提高农民种粮务农积极性的大局出发，更加理性、宽容对待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涨，避免盲目打压、抑制农产品价格的合理上升。

　　第三，必须创新调控政策支持机制。根据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要积极探索研究支持粮食生产的差价补贴、专项补贴等新方式、新办法，进一步增强政策的针对性、指向性和有效性。比如，应研究农民种植水稻等主粮产品种植面积或交售商品粮数量挂钩的专项直接补贴办法，与已有的种粮补贴相配套，建立农民种粮不赔本、种好粮不吃亏、多种粮多赚钱的政策支持新机制。

　　第四，必须进一步提高调控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要注重调控政策的系统设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粮食生产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尽可能避免实行行政性限价等调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的干预和扭曲，形成农产品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并举，储备吞吐轮换、物流加工与进出口协调配合，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调控体系。目前的重点是加强管理突发性因素、投机炒作等导致的市场异常波动，建立对低收入群体的定向补贴制度，有针对性地消除粮价上涨对敏感群体的不利影响，有效管理“米贵伤民”的传导影响和放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