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召开已逾一周，在此期间，“预算”问题一直作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存于会场内外。例如，在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的蒋洪教授已经是连续第五年要求中央实现阳光财政和预算民主。而在同日下午，同属全国政协常委的原电监会主席柴松岳和原新华社社长田聪明，也针对是否要取消政府的预算外资金展开了争论，这自然也引发了不少媒体的聚焦。再往前推一天，3月6日，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现全国政协委员许善达更是对现行的预算编制进行了一通有的放矢的评判，指出现行的预算制度太过混乱。这样的建言、争论和批评，我们显然希望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并最终成为两会的主流风气。

　　大抵从本世纪初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财政收入的高歌猛进，通过实施民生财政，一方面带动利于经济增长的内需，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增加广大民众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乃至住房方面的福利权益，开始成为政府和民间的一项共识，也成为本届政府始终致力的一个领域。而从民众的反馈来看，民生财政确实给不少人带来了一定的实惠，这一点并无太大争议。

　　不过，如果将目前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与十多年来双倍于GDP增长速率的财政收入做一个对比，民生财政离真正落地还有不少距离。从宏观层面看，这当然需要中央政府的战略眼光，但从微观层面看，要保障民生财政的固定份额与执行过程中的不折不扣，需要的是对预算制度的积极完善。

　　正如许善达委员所指出的，目前的预算体制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例如社保的收支既存在于公共财政预算，也存在于国家基金预算。这种混编的状态导致在具体的政策改进上，常常因为局面混乱而导致改革失效，甚至会暗藏借改革行倒退之策的情况。举一例证之，现行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和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实施的是一种三轨制，企业的社保来自社保基金，但公务员的社保却隶属于行政经费，这意味着不公平的福利体系与不统一的预算制度也紧密相连着。

　　除了预算编制上的混乱，前文提到的预算外的资金问题也颇受舆论诟病。长期以来，不受预算控制的预算外资金往往成为“三公消费”、“突击消费”滋生的温床。尽管如务实的政协委员柴松岳所言：“预算外资金的好处是让政府比较主动，说句公道话，各级政府手里没有一点预算外资金也不行的。”的确，客观上，政府掌握一定的预算外资金，对于形成更大的政绩肯定是有好处的。但是，目前的问题在于，现行的制度无法避免这部分资金的滥用、浪费。而如果一国一地的繁荣没有规范的制度支撑，恐怕也难以持久。更何况，对于临时突发情况的处置，预算内本来就留有一定的预备费用于应急，这种将意外情况也纳入其中的制度，显然更应该坚持下去。

　　说到底，在预算问题上，争论的焦点不应该停留在预算是否应该服务于一时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而必须聚焦于预算本身是否真正实现了对公共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和监督。从后一点出发，预算外资金的现象就必须予以革除。正所谓公共财政多取之于民，也应用之于民，这就要求公共财政的所有支出都应该纳入监管，纳入预算。尽管从现实政治的层面进行考虑，从地方领导到各级部门势必会对预算制度的改革制造阻力，但只要认定了预算民主本身的基本价值，预算制度方面的改革就不应该停止，针对预算规范问题的质疑就应该更加尖锐。

　　也因此，具体看来，在目前的预算制度框架下，有必要促成公共财政、社保基金和国企利润三部分预算的规范和透明，并力争由财政部履行统一的预算职能。当然，更重要的是，人大本身必须不断强化对财政预算的监督，这里既需要在制度架构上保障人大预算监督权的不可动摇，更需要代表委员们的锱铢必较：即使是政府支出的一分钱，也必须完整说明支出的明细。只有这样，共识之上的民生财政才能真正落地，建设国民福利体系的目标方能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