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户籍制度呈现逐步松动迹象。这种松动不仅仅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城郊与城市之间、农村的不同地域之间、全国的地域之间，户籍制度都呈现出多面向的松动。这种户籍管制松动与新时期的城市化快速推进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主导化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者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使城市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很多城市管理者由于领导任期有限，往往急功近利，追求能见效果、见形象的城市化工程，结果城市化搞得千疮百孔，留下很多问题。我认为，杭州城市化推进得非常好，就是因为城市管理者任期较长，对城市有深厚感情，有一个长期的科学发展规划。

　　2010年后，城市化的进程确实很快，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有三个方面：

　　第一，一些城市政府在有意无意套取农民的土地资源，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非常多。随着农民进城，农村的空壳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只剩下老弱妇孺留在农村。这不仅影响到农村发展的经济基础，也导致农村的传统文化、信仰的空洞化，对农村的打击很严重。

　　第二，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表现出对城市文化的不适应性。从农民到市民，不仅仅是身份的变化，实际上它是一种文化意识、社会角色的转变，一种观念和生存方式的转变，这是更长久的变化。这个问题是看不见的政绩，所以政府的关注还不够。许多农民在城市建设中获得了拆迁补偿费，但是没有很好地用于个人和家庭发展，产生了因富而致贫的怪圈，这充分反应了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距离，体现出农民对城市文化的不适应性。

　　第三，城市的进城门槛问题。进城门槛实际上是利益分配的问题，也就是分蛋糕的问题。2005年前我们主要是做蛋糕，现在侧重分蛋糕。很多城市实行积分制，实际上真正的积分制受益者是非常有限的，是为高学历精英而设立的，应该说这个门槛是城市以不损害原住民的生活条件之下设置的。城市都是嫌贫爱富的，在优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都不希望贫民再对城市资源进行分割。甚至可以说，富人大量的进入对城市原住民也是有不利影响的，他们会将贫困的城市原住民挤到城市边缘，导致他们甚至以后生计也可能发生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既不可能回到农村，又不太容易融入城市主流，往往成为城市社会边缘群体。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基础，所以必须从政治高度予以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