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教信仰的兴起，已经并将深刻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生态。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农村内部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农村村民民主举步维艰。一些地区农村甚至陷于恶势力控制之中，他们成为国家势力与村民之间的代理人，从中牟取大量私利，农民面对这些以政治势力做后盾的恶霸干部敢怒不敢言。村民“有冤不得申，有情不得理”，只好求助于神。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信仰在农村的兴起反映了农民的无奈。另一更需警惕的现象是，宗教在新的时代下的复兴特别是西方基督教的传入，逐渐成为农民图谋变革的载体。在现实中人与人是不平等的，但在诸神面前，人与人还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到集体信仰活动中去。农民在互利互济的宗教团体中寻找到了久违的亲情和友情，宗教寄托了农民对于未来的希望。

　　农民信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农民对于自由结社权利的争取，以及对于外在的异己力量的反抗。少数农村干部对于农民的胡作为、瞎作为和不作为，已使农村政治与宗教事实上很难分开。政教分离是在政治与宗教之间划分一个合理的界限，如果一方突破另一方的合理界限，往往是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源。不管怎样，农村宗教是新的形势下农民自主寻找自身发展道路、“托古改制”的一个“躯壳”，也是对上世纪流行的所谓理性万能神话之破产的呼应。因为农村变革的真正主体是农民自己而不是某种外在强制力量，农村变革靠的是农民自身的经验和能力，而不是外在的强权力量。正如英国政治思想家欧克肖特（1901―1990年）所言：“那种相信人们可以对社会进行权威性规划并将一种生活方式自上而下强加给社会的看法，不啻是一种傲慢的无知。只有那些蔑视人类并把他们当做实现自身报复工具的人才会有这种想法。”

　　因此，对待农村宗教的兴起，政治家们应该秉持一种权衡的理念，既不要放任不管也不要暴力消灭。因为宗教往往和现实相连，许多宗教问题恰恰是出于对现实不满而产生。只有恰当处理好民众问题，解决好现实发展中的民主、民生、民心诸问题，保障农民当家做主、自主发展的权利，政教之间才能相处平安无事，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