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影响粮食价格的宏观经济因素来看，近年来货币超常规发行，为粮价上涨提供了必要条件。货币供给虽然不是粮价上涨的充分条件，但是，改革以来我国货币供给量增长和粮价波动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在货币供给量急剧增长的极端情形下，往往会诱发滞后的粮价过快上涨。2009年，我国货币M1供给量较上年增长了32.4%，增速大约是上年的4倍，这无疑为2010年和2011年粮价过快上涨创造了宏观条件。

　　进一步地，近些年来的流动性过剩，国家持续提高粮食托市价格，强化了粮食生产者、加工商和经营者对粮价上涨的预期。在粮价上涨预期影响下，面对粮食生产成本明显上升的势头，粮价不涨，农民惜售。一些粮食加工经营商增加储备、待价而沽，甚至在部分地区部分品种出现减产时入市抢购，人为地渲染了粮食市场供求紧张关系，加剧了部分粮食品种过快上涨。

　　三、更好地满足居民对粮食需求的根本途径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我国粮食连年增产，虽然没有带来粮食价格绝对水平的稳定，但是避免了粮食价格剧烈波动和一些恶性粮食安全事件的出现，成效明显。比较我国粮食价格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波动，近些年来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明显地低于全球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有效地抵御了2008年亚洲一些国家停止大米出口和2010年俄罗斯封锁小麦出口所引起的恐慌。即使是在国内市场，近些年来的粮食价格波动幅度也明显地低于其他农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可以设想，我国粮食生产如果没有连续多年丰收，近两年国内粮价将在成本上升、货币超发、投机推动等因素作用下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并且不可避免地随国际市场剧烈波动，对稳定我国物价总水平构成更大的威胁。

　　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发展，一方面，对城乡居民的农产品，特别是食品的需求将继续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对农业成本水平及其结构也会产生深远影响。

　　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居民收入会不断提高，要消费更多的、质量更高的农产品，出现食品消费数量增加、食品消费结构升级、食品安全保证更高的要求。估计2020年我国粮食年总消费量将新增3000万吨，达6.3亿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还会进一步地增加商品粮的需求。“种粮的变成吃粮的，养猪的变成吃猪肉的”。满足经济发展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对农产品的新要求，是农业资源相对不足的经济社会发展始终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最重要来源是劳动报酬的增加。劳动报酬增加，对于粮食生产来说，既包括着雇工工资率的上升，又意味着农户家庭经营自家劳动力投入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上升。现代农业的本质是不断引入新的生产要素。经济发展、粮食生产所使用的生产要素价格，特别是我国比较稀缺的土地价格更会不断上涨。在农业生产率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增加的农业成本最终必然要反映到农产品价格上来。粮食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带来粮食成本上升，势必推动粮价的上涨。

　　如果人为地短期压抑粮价，恶化种粮比较效益，必然会挫伤农民种粮积极性，后果是出现严重的国内粮食产需缺口，造成粮价暴涨。因而，粮价适度上涨、保持合理水平，对于稳定粮食生产、保障有效供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是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已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合理的粮价水平”。

　　为了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粮食消费的需要，为了减缓粮食成本上升最终转嫁给消费者的经济负担，为了保护粮农合理收益，未来完善我国粮食政策的选择至少要考虑三个方面的效应：促进粮价合理上涨，让消费者在收入提高的同时负担一部分上升的成本；不断增加粮农补贴，稳定改善粮农比较效益；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大幅度提高粮食生产效率。

　　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并没有有效地缓和粮食价格上涨势头，根本原因在于农业生产率增长缓慢，未能及时地有效化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上升成本。着眼长远，发展农业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是让全国人民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基本保证。为了有效地发挥农业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的积极作用，迫切需要在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同时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率，确保在不显著地增加消费者负担的前提下生产更多优质的农产品及食品，满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这是我国农业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