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肥料生产企业，特别是销售环节，不科学的宣传、导向造成化肥施用结构的不合理。有些企业从五年前开始大力宣传所谓高磷肥，即在肥料配比中提高磷的含量，农民趋之若鹜大量使用，结果是作物生长不需要这么多磷，进入土壤后，形成难以溶解的磷化物，在土壤中积累，对土壤结构有负面影响，造成对其他营养成分的吸收障碍。

　　让胡瑞轩感到忧虑的还有，一些磷肥中含有重金属，大量进入土壤积累，没有别的途径消耗，只能被作物吸收，摆上人们的餐桌。他说：“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使用美国‘磷酸二铵’，一些国有农场直到现在还在坚持大量使用。我就担心其中的重金属成为潜在危害。”

　　种粮大户对使用有机肥存疑虑

　　“如果我这上千亩地都用有机肥，施肥的机械都得更换，否则一条垄没完机械里就没肥了。”

　　为了培肥地力，黑龙江省的农业专家和科研人员近年大力推广使用有机肥。今年，克山县的农业专家也深入农村劝导农民施用有机肥，但一些农村种粮大户心中仍存疑虑。

　　孟德利说：“专家们都说有机肥好，我家今年试验了一下，有几十亩地施用了有机肥，看看效果怎么样吧。但感觉有机肥投入量太大了，一亩地得用80斤，比现在用化肥多一倍的量。如果我这上千亩地都用有机肥，施肥的机械都得更换，否则一条垄没完机械里就没肥了。”

　　翟瑞常表示，黑龙江省的土壤分十几种，由于地形不同、积温不同、降雨量不同等因素，全省各地土壤状况非常复杂。1978年全国土壤普查把黑龙江土壤基本情况摸清了，现在又30多年过去了，建议对黑龙江省耕地土壤生产力状况进行评价、分类，排查障碍因素，制定一套培肥地力和化肥施用的标准，便于农民掌握和操作。

　　有关人士建议，一是要建立耕地质量的监测网络。上海“毒馒头”事件发生后，人们呼吁粮食安全应该从耕地抓起，从土地到餐桌，第一个环节就是对土地进行有效监测，特别要把住土地投入物的关，包括化肥、农药等等。对监测点、设备、人员进行投入，形成监测网络。

　　二是亟待针对耕地质量保护进行立法。我国三大宗农业生产资料的管理，种子和农药都已立法，唯独肥料没有立法，特别迫切需要制定一部耕地质量保护法，从土地投入物开始管理，包括农药、肥料、灌溉用水，都是保护耕地的实际措施。

　　三是加大测土配方施肥等科学施肥技术的普及，让农民真正科学用肥。目前耕地测土成本较低，配方也不是问题，关键是测完土、配完方没有肥料去供应，农民在市场上买不到科学配比的肥料，科学技术还是贯彻不到位。因此不仅要帮农民测土、配肥，还要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形成测、配、加工、指导一条龙服务，从根本上把住土地投入关。

　　专家：化肥是好东西　“化肥依赖”不是好事

　　记者　白田田　北京报道

　　依赖化肥来保证粮食产量

　　据了解，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基本依靠有机肥保持土壤肥力，化肥的施用量很低，作物产量也非常低。从60年代起，中国才开始发展氮、磷小化肥，同时进口氮肥。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巨晓棠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化肥本身是好东西，在中国，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到30%至 50%。中国土地肥力普遍偏低，复种指数偏高，全国平均一块地要种一季半的作物，不像大部分西方国家一年只种一季。这种情况下，土壤本身的肥力满足不了作物对养分的要求，必须施用化肥，否则产量达不到目标。

　　巨晓棠认为，一些农民出现“化肥依赖症”，主要是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后，作物种植变得简单粗放，不像过去那样靠精耕细作。有的农民认为种上庄稼、洒上化肥就可以外出打工，完全依赖化肥来保证粮食产量。

　　然而，化肥对农作物增产的作用是有限的。据《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一书作者黄宗智的分析，20世纪后半期广为称道的“绿色革命”(主要是科学选种与使用化肥)，其粮食年增长率充其量只不过2%至3%，要20多年到30多年才能把产量提高1倍。

　　巨晓棠认为，“化肥依赖症”在一定程度上是错误的，因为农作物生产是系统工程，包括耕作、植保、灌水等，施用化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要实现农业的产量目标和经济效益，农业生产必须实现规模化、规范化的管理，单纯依赖化肥很难实现增产和高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