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的新闻不断，且均瞄准中国传统大宗农业领域：新近世界银行集团选择河南登陆中国生猪领域，早些时候，美国黑石基金也入股中国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园。2005年，高盛进入中国生猪产业领域做起了“猪倌”，德意志银行紧跟其后进入中国生猪养殖业。

按照单一产业链的思路去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其利润率大体维持在2%～8%的水平，属于典型的微利行业。但从农业内部看，新型农业企业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关键环节引致对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可以使投资商追逐更高的利润率。

目前，发达国家相继走出了适合自身特点的现代农业发展路径，引起国内很多人的无限遐想，甚至将此作为中国现代农业产业组织的未来范式。
根据调研，目前很多地方都大量把耕地向农业企业流转，然而，无论是龙头企业直接介入还是其他公司制农业主体，显然均不适宜进入农业产中阶段。与此同时，农业是高风险的产业，当前破产机制的不完全性也是这种模式难以推广的重要原因。

因此，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需要寻求适合国情特点的新型农业微观结构。农村经济的微观主体，应当在此基础上嵌入一个新的层次：具有良好参与基础的社群自组织治理模式，通俗地讲就是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合作经济组织。该模式将大大减少整个改革的交易费用，同时也能充分调动入社农民的积极性以及对市场风险的感知和规避意识，从而使得外部的、偶然的市场风险被充分内部化。可以预见，这种社群组织的自组织模式与政府的强制模式形成的混合治理模式，将成为中国未来农村治理的主流模式。

不过，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有必要借鉴黑石、高盛等国际投行的产业治理思路，按照产业链的思路整合上下游产业。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推动内生化机制的形成，还可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组织程度，更可以在经营中将农业产业整合为获取可观利润的现代产业形态，并将风险降到最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然而，要达成这种治理模式的最终形成，需要以研究农村土地流转政策为突破口，形成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为此，需要恢复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资本属性的本来面目，政府决策层需要在乡村地区实施以社会保障综合配套改革为中心的试点，消弭其进城的后顾之忧，推进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速度和进程。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在现代农业价值链基础上，形成与国际资本相抗衡的新型农业产业组织结构，提升中国企业的农产品领域定价权，真正提升农业治理绩效，增强农村经济的内生性增长动力。
（作者系重庆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