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日，美国“有机农业”运动实践者仍在富兰克林.H.金百年前考察中国农业的作品《四千年农夫》中寻找启示。中国农村以村落为主体的“村社理性”、以村庄为形态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式“小农经济”的种植方式

　　苏娅

　　1909年，时任美国农业部土壤所所长、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土壤学教授富兰克林.H.金（F.H.King）携妻从西雅图出发，经日本到上海，开始了在日本、中国、朝鲜三国的乡村考察。当时，美国“大机械化”、“高化学”农业的危害性已在美国显现，在殖民者开发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土壤流失严重，农耕体系的可持续性受到严重挑战，而东亚三国持续四千年的农业形态，不但没有使地力衰竭，反而在保持高生产率的前提下，地力不断增长，维持着农业体系的可持续性。

　　金以科学家的素养，对涵盖整个农业文明形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行考察，行程由南至北，并对同一纬度的中国、日本和美国乡村生产形态进行对比性调查，观察视野延伸至中国城市，涉及农产品的流通、城乡互动等命题。同时，他着手写作关于东方“小农经济”文明形态的《四千年农夫》，此书于1911年在美国出版。

　　人们称金为“农业旅行家”，因为其写作不仅系统整理农耕经验，同时研究和记录了农业生产者真实的生活景况。金在书中写道：“在中国农村我度过了最宁静的夏天。”

　　如何使“大机械化”、“高化学化”的现代农业走出困境，是金考察和写作的背景，这本旨在向东方传统农业寻求观念与技术灵感的书籍，在上世纪50 年代成为欧美“有机农业”先行者宣言式的作品，直到今天，美国“有机农业”运动实践者仍在《四千年农夫》中寻找启示。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仍有大量农业生产者像他们一样从事着“小农经济”式的农业生产——认为“自己并不孤独”。

　　《四千年农夫》出版百年之后，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程存旺、石嫣将其翻译成中文，日前，由东方出版社出版。

　　目前程存旺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武进试验区可持续发展负责人、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负责人，石嫣为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名誉园长。两人都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实践。

　　对话石嫣：

　　建设什么样的农村是城市化的重要命题

　　第一财经日报：相对于今天的现实，这本书的价值是什么？

　　石嫣：它更多给我们一种对“小农经济”文明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中国、日本、朝鲜的考察，金教授虽然分析出中国的小农经济形态是可持续的农业形态，但他同时看到，这种根植于中国农村文明形态的耕作方式是根本无法在美国复制的，比如，中国农村以村落为主体的“村社理性”、以村庄为形态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中国式“小农经济”的种植方式。中国人口密度如此之高、土地和环境资源的压力如此之大，基于这样的现实，才产生了一个以“家庭理性”为核心的耕作形态，生活形态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决定了美国完全不具有模仿中国的可能性，所以，金教授最后仍然觉得美国的农业困境似乎是他无法找到出路的。

　　这本书更多是让我们重新思考文明多元性和生态多样性，我们是否应该认为一个文明形态就应该代替所有文明形态？中国“小农经济”的存在形态，与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是协调的，本身有它的合理性。在金看来，它是难以替代的，我们不能因为对美国“大机械农业”、“高化学农业”的想象，而认为美国的农业才是现代的，就像金虽然认识到中国小农经济的可持续性，但也不认为可以用来改造美国农业。

　　如果你尊重一种文明形态，就应当尊重它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事实上，在今天“高化学农业”的“驯化”之下，中国农民的生产智慧已经钝化了。有一个农场主说农民“弱智化”了，这不是骂人，而是指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就只会用一个相应对的方式来解决，比如，遇到一个除草的问题，直接的反应就是使用什么农药，这是一个简单地解决问题的思路，久而久之他应对生产环境复杂性的智慧会退化。

　　日报：中国农村的存在形态剧烈改变之后，如何让它保持可持续性？

　　石嫣：温铁军老师有一个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村就像一个“蓄水池”。他喜欢举2003年“非典”时期的一个例子，当时他父母都在北京，他们都去抢购食物。你会发现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城市往往是最脆弱的。当时我们也有一些人在河北的一个小村子调查，他们提到应对“非典”，对于那个小村子而言，只要把村子的路口一封，里面又是一个可以封闭、自足的区域。今天，如果经济不景气，一些农民工会选择回到农村，很少像拉美地区，发生贫民窟的大规模动乱，因为拉美的城市化程度虽然比我们高，但是以贫民窟的存在为代价的。而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遇到时局动荡、经济不景气，过剩劳动力会回流到农村，等时局平稳、经济上升，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又流入城市，始终有一个进退的空间，这才是中国城乡结构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