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农民工改变中国

　　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3年。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可以归功于两股主要力量：其一是邓小平，其二是农民工。

　　是农民工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是农民工维护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农民工的出现加强了中国内部环境的流动性。

　　近些年来，对农民工的各种调查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相比起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风流人物，农民工这个重要的群体，给予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却一直未见广泛传播。

　　在现实中，他们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强大了国家，自己却只能拥挤在逼仄的城中村；他们繁荣了城市，却留下了一个寂寞的乡村；他们穿着最廉价的T恤，生产着最昂贵的GUCCI和LV；他们每天照顾着雇主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一年才能见上一回。他们是中国强大的力，也是中国深沉的痛，时刻拷问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性。

　　随着第二、第三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渴望在城市被认同，以冲破城市内部形成的二元结构。农民工讨薪、富士康跳楼等新时期的社会问题，无不考验着全社会对待农民工的诚意和胸怀。

　　作为农民工大省的广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与外来工见面的活动中曾动情地说过，广东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跟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外来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可能喝不上水、吃不上菜，甚至被垃圾围城，更谈不上会有广东的工业化、现代化。外来工是广东现代化进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也是今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必须依赖的主力军。

　　汪洋还曾强调，关爱农民工、帮助农民工，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作出的贡献，实际上现在的城市人，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因此，我们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农民，就是不能忘本。我们告诉自己要善待农民工，就是要懂得感恩。

　　这是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的第一篇。我们将视角投向在改革开放前后最早洗脚上岸经商的温州农民。他们是广义农民工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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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曙光初现

　　1978年的温州，看不出任何即将要引领中国经济的迹象。曙光初现，叶克春的回乡，将带动一场改变桥头镇的经商浪潮

　　1974年，永嘉县枫林镇人徐李送被推荐读高中了。一天，他坐在桌子上吃番薯丝。母亲在一旁告诉他，吃了这一顿，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徐李送一边嚼着番薯丝，一边掉眼泪。

　　4年后，高中毕业的徐李送被派去参加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全县各地纠正分田单干。看到有人在田埂上私自种茄子，工作队就去拔掉。有人扛着山里买来的杉木要去卖，工作队就上前没收。

　　徐李送很纳闷。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从几十里外的仙居县贩卖杉木，一扛就是100多斤，才把他养大。于是，他因为不肯参与没收杉木，被调到医院查账去了。

　　这是1978年，许多像徐李送这样的人还在为时代困惑，但是一股除旧立新的力量已经在酝酿。这是一个改革四起的年代。

　　在1500多公里外的北京，这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文章通过《光明日报》传遍中国。当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一年末，700多公里外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按下手印，实行包产到户。

　　但1978年的温州，看不出任何即将要引领中国经济的迹象。

　　这年，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改革开放前，当地有童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

　　以永嘉县为例，1978年的耕地面积是38.29万亩，比1949年少了4.1万亩；但是人口在这年达到了68.32万，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万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场暴雨，让县内2万亩农田受了灾。到了夏天，一场干旱从8月29日一直持续到10月30日，受灾农田7万多亩。

　　这年年中，在外闯荡10年的叶克春回到了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这个日后名声在外的农民商人，当时27岁。自1969年开始，他的父亲作为劳动力，代表全家去生产队干活，叶克春被默许外出弹棉被，成为当时桥头镇近万名弹棉郎中的一个。当时桥头镇总人口也仅2万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