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链条松动之处,即食品安全隐患埋藏和险情生成之所。

　　受民众之托监管食品安全的人员,肩头责任重于泰山,必当恪尽职守不辱使命。但在这一领域,实然与应然间常常显现出巨大差距。环顾现实,监管人员履职过程中松懈马虎者有之,玩忽职守者有之,官商合谋、监守自盗者也不时因丑行败露而现身。作为食品消费者的公众,在承受凡此种种所致后果的同时,对监管者的信任也有崩塌之虞。

　　治理之策何在?且让我们逐一探寻。

　　其一,监管方式需做必要调整。大而言之,食品安全监管也属政府与社会管理之一种,理应遵循管理科学的规律,尽力做到合理高效。对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手段与方法上的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有识之士早已论及。比如分段监管、协同不足。农业部门管生产环节,质监部门管加工和进出口环节,工商部门管市场流通环节。看似分工明晰,却总有漏洞可钻。各环节间的空白区,就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缺少强有力的统一协调,还导致生产环节监控不严,流通环节监管滞后,监管链条整体运行乏力。再比如多头管理,重复“劳动”,致使多龙治水、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状况时有出现。《人民日报》等媒体在报道沈阳毒豆芽时,曾对此多有述及。一时间“多部门难敌小豆芽”成为坊间热议话题。在这些方面,改革势在必行。从现在开始,要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填补监管真空,实现各相关部门无缝对接;比如减少重叠管理,提高执法效率。但愿未来的某一天,报章和公众不再无奈地发出“四个大盖帽管不了一棵豆芽菜”的慨叹。

　　其二,问责机制应持久而有力地发挥作用。任何公权力的行使都应有问责机制相随。当食品安全监管者时时感觉达摩克利斯之剑正悬于头顶,恐怕没有几人会轻忽懈怠,更少人敢做出失职渎职的勾当。相反,问责机制如若失灵,必会有履职不力者以至草菅人命之徒纷纷涌现。多年以来食品安全方面屡生危机,此为主因之一。令公众不满的是,在食品安全一再出现“险情”并成热点话题的情况下,真正受到严肃处理的监管官员却屈指可数。如果监管不力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发生,责任人却未受应有惩处而依旧逍遥,其必然产生下述恶劣效应:监管继续疲软,食品安全继续高危。若形成恶性循环,后果不可想象。

　　治乱须用重典,在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下,问责必须是强有力的,不能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此方面若已有严整的法律与规章,必依法依规行事,不可姑息纵容一人一事。若尚有法规空白待填补,则应抓紧制定完善,务必消除问责监管者的律法盲区。同时,切不可迷信运动式的治理方式。某一两次突发事件之后掀起的所谓问责风暴,看似强劲有力,多数情况下却只起一时之效。风暴过后,故态复萌,乱象依旧。责任追究的常态化与恒久化,才是我们前行的方向与目标。

　　其三,公众监督与媒体监督须落实到位。每一位公民都享有监督公权力运行的权利。食品安全监管事关公众切近而重大的利益,各阶层民众理应参与其间。最重要的参与方式,便是监督。多一双眼睛在注视,管理者就少一分懈怠和出错的可能。来自公众的强势监督,是防范食品安全监管乏力,杜绝此间弊害生成的最有效外部力量。但从现实情况看,民众参与监督的广度、深度都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公众监督权悬在半空,食品安全监管就失去了至为重要的推动力。清除一切阻碍监督权落实的因素,是我们为改善食品安全状况必须做出的努力。

　　很多情况下,公众是经由媒体报道而实现监督权的。在这方面,从三聚氰胺超标奶粉到瘦肉精,有太多事例给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媒体曝光问题食品,披露监管漏洞,在帮助人们监督食品生产、销售及相关管理的同时,也促成问题的解决和监管工作的改进。但是,从部门壁垒到地方保护主义,一座座大山横亘在媒体实现监督的路途中。部门壁垒必须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尤应克服。为保障食品安全、提高监管水平计,政府、社会对媒体监督报道的基本态度都应是支持和鼓励,而非限制与打压。

　　以上所言,不算妙计,也非奇策,甚至听起来已缺少新鲜感。从科学管理到强力问责,再到公众监督与媒体监督,这些只是现代社会公权力运行应遵从的常识而已。但如同其他诸事,我们在食品安全上屡出问题,盖为背离常识所致。食品安全监管若照上述常识运转,相信情况定会大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