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通过土地的宏观调控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达成土地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的三维均衡。现阶段一些地方用土地（使用权）换社会保障、土地（使用权）换就业保障和土地（使用权）换新修住房产权的形式来推动土地整理，并变通性地采取了土地占补平衡的方式来推动农民的宅基地甚至农业用地改变用途的方式来推动地方的经济发展。理性的农户可能因为短期利益诱导而参与到这一土地整理过程中去，但农业生产的弱质性、粮食生产的短缺性和农民长期致富渠道的生成（即农村主导产业的形成）并不能自动在土地整理的过程中完善地解决。占补平衡后，优质耕地的形成还需要多年的时间，粮食生产将受到极大影响，因而陈锡文先生屡次在媒体和公开场合反对现阶段的地方政府推动的土地制度改革是很有道理的——“牺牲耕地和农业谋发展”从长远计的确是不足取的。我们认为，这背后的重要因素首先便是粮食安全问题。因此，中央在土地宏观调控时必须高度关注粮食生产和农民本身致富能力的提升，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地方政府在土地制度这一问题上的“试错性”改革或 “打危险的制度擦边球”，须知：粮食一旦出现紧张，地方政府现阶段改变耕地用途开发出来的房地产等商业用途的设施于国家的经济安全并无半点助益；所以，不可让地方跟风土地治理和整理，而是注重从宏观层面加以土地调控，在农村达成土地保障、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的三维均衡，防止农民未富但粮食先减的危险局面出现，做到未雨绸缪。

　　再次，就是要更加严格规范和科学的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度，整合整条农业产业链。从种子、化肥、科技、股权，收购到仓储运输和最后的售卖，尽可能地加快产业化的整合步伐，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做大做强农业，农民才会真正从中受益；国家的粮食安全才能有长久的保障。这样，不仅会实质性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农村的发展，缩小城乡和贫富差距，还能从根本上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脚步，使我国的经济结构日趋合理与科学。由此可见，解决粮食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解决好了，中国农业的产业链条延伸会更广，城乡二元结构的消解也会越快，中国许多深层次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的进一步改革也会赢得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最后，在建设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要更加充分地利用价值规律，积极发挥农产品期货市场的避险作用，帮助农民发现价格趋势，尽量避免市场盲目性造成的损失和价格波动。孙冶方先生早年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语重心长地谈到：“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这句话对于今天中国的粮食问题而言仍旧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因为，单纯的政府行政命令对稳定粮价和调整农业结构起到的只是压迫力的作用，必须借助有效的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来正确引导粮食生产，才能使粮食产业逐渐具有竞争力，农业生产才会逐渐走上内生良性发展的轨道。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农业的国际竞争已不再是初级农产品的产量竞争了，而是整个产业体系的竞争。那么，分散的小农经营很难面对这种挑战，所以加快企业与农民的联合，更多地转向生产基地的定向生产，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更多地利用粮食期货市场对冲价格风险，保持粮食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的通畅性，在及时了解全球粮食动态的情况下，掌握粮价的主导权，维持粮价的基本稳定，乃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战略。

　　毋庸置疑，现阶段导致中国通胀压力巨大的内部原因不是需求拉动而是成本推动（粮食生产成本快速上升首当其冲），而外部原因则是美国向全世界转嫁危机的货币政策。应对这一问题并不一定要正面回击——采取冒险的紧缩货币政策，而可以旁敲侧击——从自身找到增长点，主动回应，采取适度宽松而严格的信贷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防止粮价飙升，从粮食问题寻求自身的突破口，转被动接受挑战为自身主动调整，从根本上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