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在维持经济增长逐级上升趋势的同时，通货膨胀的隐忧也接踵而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来看，分别达到同比增长4.9%、4.9%、5.4%、5.3%的高度，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过快不仅影响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且给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加了难度。在这一通胀背景下来考虑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并从前瞻性的角度来思考加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宏观调控的长期战略，就显得非常重要而紧迫了。

　　毋庸讳言，粮为政先，是每一次粮食危机带给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经验总结，也是中国政府在历次通货膨胀浪潮（或压力）中最为关心的重大民生问题之一。现阶段，优质耕地逐年减少，人口逐年增加，CPI高位运行，一边是承受不起生活成本加速上涨的城市居民；一边是迫切需要增加收入的农民。中国的粮食问题，在“十二五”开局之初变得尤为重要并亟待调整与解决。与此同时，粮价的飙升还直接导致生活资料和生产成本的增长，并迅速波及大宗物品的价格抬升，从而影响进出口的产值和利润，并决定着顺逆差结果的产生，最后可能引致整个国家的经济波动。无粮不稳的古训迄今仍然远远大于任何西方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粮食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指导：处理不当，粮食问题将立即构成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现实瓶颈；处理得当，粮食问题的解决也可能开启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突破口。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食品价格涨幅在八大类商品中是最高的，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对新涨价因素贡献了70%左右，致使经济发展不稳定因素增加。农产品价格上涨现阶段主要还是由农产品供应不足引起的，这凸显了我国粮食流通体制和农业产业链的缺陷。舆论对于2010年至今的粮食价格飙升有一种不同往常的说法，即这一年最重要的涨价原因是不法分子的投机炒货。但是仔细分析，炒作哄抬的现象从根本上说仍是农产品供应不足产生的。我们认为，对农产品进行炒作操纵要进行建仓囤货、代理经销商、舆论造势以及价格对敲等几个步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建仓，而一定要产量大跌的那一年才可以建仓。例如2010年疯炒的大蒜和绿豆都是2009年建仓，原因就是2008年大蒜出口日本等国受限便返销国内冲击国内市场，大蒜价格下跌的同时，也导致2009年全国大蒜种植面积全面下降，再加上气候反常，使大蒜供应严重不足、价格偏低，炒家便开始建仓囤积。以至于最后导致2010年至今的多种农产品被过度炒作，直接推动了当年的CPI高度，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便，也为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的稳定增长增加了不小的难度和不确定因素，同时还给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加大了难度。归根结底，农产品价格的不正常大幅上涨还是由产品供应不足引起，农业生产的价值规律依然主导着粮食市场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有人指出，既然是供应不足引起的粮食问题，直接由政府出面推动农村大面积种植即可缓解压力。然而，作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政府而言，也有多方面的顾虑。政府一方面要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整个物价水平的稳定，一方面要适当提高价格以为农民创收。然而，就中国目前的粮食流通体制来看，粮价上涨的大部分利润却流入了处于中间环节的中储粮这样的流通企业手中而非由农民获得，所以粮食的涨价并未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再者，我国每年要动用大量的资金去收购、储藏上千亿公斤的粮食，这样就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地方政府仅仅只能从粮价上涨的利润中获得部分间接补偿。显然，中央要粮食安全，地方要可用财力，农民要增加收入，这三者之间是很难同时到位并存在相当的矛盾和困难。解决不了这个困难，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的粮食瓶颈问题就会日渐突出，粮食价格的宏观调控就会日渐捉襟见肘，进一步甚至还可能影响社会的稳定；鉴于此，从粮食生产、供给、流通等问题入手的配套改革完全可能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改革的破题点——“手中有粮”，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才会更有底气。

　　首先，改革原有的粮食流通体制的弊端迫在眉睫。一方面可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粮食收购，以保证粮食市场的竞争性，从而改变少数企业垄断收购的问题，减小不稳定指数，也使粮食的价格充分融入到市场中去；另一方面，对粮食收购企业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并完善反垄断法，用更加严密的法律体系保护粮食的流通渠道，严禁对粮食进行投机炒作的行为。同时，还可以有意识地加强粮食储备调控能力建设，让专项储备和周转库存发挥各自的作用：专项储备以行政手段调控，周转库存以市场手段调节，并坚持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流通领域发挥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