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农村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方松海

　　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统分结合”变成了“分”得充分，“统”得不足。这就造成了农村地区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在内的公共品供给的缺失，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管理制度和模式。

　　2011年2月10日，凌晨的北京城，终于迎来了60年来最晚初雪的降临。

　　北京人少有如此期盼一场冬雪的降临。虽然历年来北方的冬天总是干旱少雨，然而首都这一场迟来的雪，着实让很多人再次体会到旱情的紧迫。

　　缺水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新问题。在水资源地域分配不均、水体污染等因素的影响下，面对城市、工业以及农业用水的持续增长，全国的用水形势愈加严峻。

　　为缓解农业农村用水困境，今年我国将着力加大对农业基础水利设施的投入。围绕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效用，并多方面解决我国农业用水资源的供需矛盾等问题，本刊专访了国家发改委产业所农村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方松海。

　　创新管理制度

　　《中国投资》：中央今年着力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的投资力度，您认为应该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笔资金的作用？

　　方松海：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情况大同小异，即修建于上世纪50—7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农村管理制度的变革，农村自身可支配的修建经费减少，相关水利设施的建设也随之举步不前。

　　我认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的修建，除了资金的投入外，还应着力改善相关管理制度。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本强调的“统分结合”，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变成了“分”得充分，“统”得不足。这就造成了农村地区包括农田水利设施在内的公共品供给的缺失。之前在甘肃调研时发现，一些地区70%左右的水利设施都已经不能使用，农业生产只能靠天吃饭。

　　《中国投资》：那么您认为应如何改善这种状况？

　　方松海：需要建立一套完整而系统的管理制度和模式。目前我国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主要是两种模式，其一是发包市场。举个例子来说，在福建一些地方修建沿海护堤时，就承包给工程队去做。政府则主要起到监督的作用。

　　但考虑到我国农村小水利普遍比较分散，如果每一个都采用这种工程队发包方式，一方面运作困难，另一方面政府的监督成本也会很高。

　　另一种方式则是由村集体或者农民自身参与建设，然后国家发予相应补贴。这种类似“以工代赈”的方式同样被置于上一级政府的监督之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模式。

　　当然，无论是哪一种制度或模式，有一个问题非常关键：应对有成果的做法给予足够的奖励，并对效果不佳的情况施与具有足够威慑力的惩戒，促使国家发放的资金达到最大的使用效果。

　　大力发展节水农业

　　《中国投资》：面对未来严峻的农业用水供需形势，除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外，您认为还应通过哪些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方松海：这里我想先举一个例子。以色列这个国家，其沙漠面积约占总国土面积的2/3，但就是这样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却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个典范。

　　1949-1993年，以色列农业生产持续增长，而农业用水量在经历了1966年之前的增长、1966-1986年的稳定之后，于1987年开始减少。农业和种植业单位产出耗水系数(产出指数与用水指数之比)从 1958年开始就逐年变小。

　　单位产出耗水系数越小，即意味着农业用水效率越高。以色列的经验表明：有限的水资源会成为农业生产的制约，但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用水效率的提高，这种约束可以被打破。

　　《中国投资》：那么具体来说，这一经验应如何运用到我国的农业生产中？

　　方松海：长远来看，国家应通过农业节水设施的建设、农业节水技术的研究和水污染的治理，来构建长久、可持续的农业生产能力。

　　第一，多方面建设节水农业。首先，将华北、西北地区视为节水重点地区。从全国的降水量和农业需水量对比的情况来看，中国西北的甘肃、新疆、内蒙古、宁夏等省(区)存在巨大的用水补给缺口，降水量不足农业需水量的一半。华北地区也濒临水资源入不敷出的边缘。但是，就是在这些用水最紧张的地区，田间灌水的灌溉定额反而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于这些不科学耕作加剧用水紧张的地区，推广节水设施、限制粗放用水、集约高效地利用水资源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