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思维观念是横向的，而上一代农民工价值观念是纵向的。上一代农民工经常和自己比、跟过去比；但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横向比较，与城市同龄人比，即使现在的日子比过去好，只要自己得不到公平的待遇，心里总是充满不平衡和被歧视的感觉，希望改变城市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值得注意的是，接近90%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最近两年没有从事过一天农业生产劳动。他们当中很多人出生时没有得到土地，不少还是黑户口，不懂或不屑于做农活，喜欢城市也喜欢城市生活方式，不愿意再回农村。

　　郑风田：我们学院调研发现的情况是，与前些年偶尔出现的“用工荒”吃紧所不同，今年“用工荒”不再是仅仅发生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等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等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也都出现缺工问题。“用工荒”已波及到全国，成为整体性、常见性的大问题。

　　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接近1亿人，超过了农民工总数的一半还要多，从很大程度上来讲，今年出现的“用工荒”问题主要是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身上。“用工荒”表象背后的真实原因是城市靠流动人口、便宜用工的时代已经结束。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去广东打工的农民工月收入是800多元，广东的经济在飞速发展，全国各地的物价也在大涨，可如今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也就是1000多元。农民工至少有10年没有涨工资。

　　城市如果想长远解决“用工荒”问题，靠小修小补的对策已不起作用，国家应该采取新的对策，通过大力发展城镇化，放松农民户籍制度问题，快速实现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和产业工人化。

　　崔传义：我们所说的内需不足，其中很重要的问题是1.5亿的农民工劳动分配不合理，他们得的报酬过少、偏低；再有，因为户口问题，他们只能在城市工作，但不能定居，还要把孩子、老人都留在农村。这恰恰是城市第三产业得不到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

　　农民工的工资不仅低，更享受不到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根据我们的调查，有70%以上甚至80%的农民工不能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享受不到像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保险。

　　五中全会助推政策落实

　　经济观察报：这些变化给政府管理带来了哪些影响？政府相应的配套管理能否跟上？

　　盛来运：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乃至新的变化，肯定会不利于社会管理；最主要的是，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京津等发达地区出现的严重的“用工荒”，非常不利于当地经济生产的稳定，不利于当地产业的稳定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加快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市民化，使他们相对就业稳定。

　　崔传义：应该说，不是农民工的流动影响了我们的服务管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管理能否适应农民工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动的转移。根据我们的调查，农民工并没对城市管理造成多大的压力，而是城市的企业需要他们。农民工在城市就业达到98%以上，并非是无业情况，他们主要在干城市人不愿意干的“剩余工作”，基本都在“脏、苦、累、险”的岗位上。

　　党国英：和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农民工流动是有就业的流动。流动后的农民工并不存在就业难问题，而且他们也在城市住下来了。

　　农民工的流动对服务管理带来的难度也不大。农民工的人口登记是城市服务管理的最基础工作，户口又是管理的前提。现在最关键是要把农民工纳入养老社会保障。

　　经济观察报：今年将会颁布哪些新的农民工政策？未来我国制定新生代农民工政策将会是什么样的走向？

　　盛来运：1.5亿外出农民工中将近60%是1980年后出生的，大约9000万人；1990年后出生的大约占6%，约是900万。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主力。

　　中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动城镇化方略，农民工城市化将是下一阶段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身份问题就成为越来越紧迫的任务。

　　崔传义：以前推进农民工政策落实的情况很不好。要真正贯彻落实中央的农民工政策，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破除各种障碍。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制定国家 “十二五”规划，10月份将召开十七届五中全会，都将会对农民工相关政策落实有深入推进作用；特别是十七届五中全会，将有更明确更得力的农民工政策落实措施，这将对保护农民工权益，起到重要作用。（降蕴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