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会认为高毒农药通过套牌等手段“合法上市”是有可能的，长期身处农产品检验系统的他曾听说这些高毒农药最有可能的流入途径，是经销商们在内地生产后，利用随车藏匿等方法运入岛内。
 

　　监管警醒

　　高毒农药来自何方尚未有定论，但豇豆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监管不力问题已为人所重视。

　　崖城镇东起元村一位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对高毒农药并不陌生。3月1日，这位来自湖南的中年人告诉记者经常可以在农田的沟渠里看到一个个空置的农药瓶，都是那种“见效很快的”。“我家自己不施这种农药，这边的人也不吃这种农药种出来的蔬菜。”为了表达出对其的反感，他有些夸张地打着冷战。

　　他回忆起前几天还看到某个地方就存着这么几个瓶子，但带记者过去后发现那边空空如也。“大概是被人收走了，这两天经常有上边的人下来查。”他说。

　　毒豇豆事件发生后，海南加强了蔬果检测机制。李良会告诉记者，他们检测站的工作人员这两周每天早上6时起床，7时就得分散到各乡镇去进行检测，一直到下班前都没有多少休息时间。

　　与李良会同单位的质检员陈小红不用外出奔波，这段时间她主要留守在质检中心，负责检验收购商拿过来的样品。3月5日一天，就有不少豇豆货主拿着样品找他们检验。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采用快速检测法，毕竟这样效率最高。”陈小红说，“这种方法要求用‘五点取样’搜集样本，但有时我们取样要多过这个数目。”李良会承认，尽管使用定性检测或许会有漏洞，但已是能做到的最可行办法。

　　陈小红用小刀把豇豆切成一段段1厘米见方大小，小心翼翼地将其中几段置入小烧杯中，再加入一定量的缓冲液震荡，然后倒入另一个容器里静置。10分钟过后，就可以得到用于检测的样品提取液。

　　货主邱炎军有些紧张地盯着，他说：“这个货要运到上海和苏州，每天我都自己把样本拿过来检测，争取些时间。”对于这些被“大陆”市场封闭了近两周的收购商来说，更加严格的检测准入制度既是考验，又是新的机会—谁也耗不起。

　　陈小红把样品提取液和酶液、显色剂一起加入试管内摇匀，分倒入三个比色皿中，再放到农药残留快速测试仪里，按“对照”键。机器的电子显示板上浮现多个数字，下方开始2分钟的倒计时。一旁的李良会说，如果2分钟后显示板里的“抑制率”这一栏小于50%，可以判定该样品农药残留不超标。

　　倒计时结束，邱炎军这批货的抑制率都在50%以内，产品合格。他看起来如释重负。据李良会介绍，近期基本上所有检验的样品，都是合格的。

　　通过检验的豇豆会有一张专属的报告单，没有这张单以及上面盖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县(市)、乡(镇)三个章，大部分国内市场都进不去。

　　但这张由县级部门签发的报告单也有问题：在进入广州市场时曾因为没有海南省统一分发的检测报告而不予通过，在常州市场也因为对方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检测方法频频碰壁。中国目前已形成了农产品全国生产、全国销售的大流通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认为“如何在不同地域间实施统一标准、统一规范的检测体系，需要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