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特点更加明显。有的地方一个城市就是围绕一个大型国企建立的,如通化的二道江区即是“一个产业一个区”。地理空间一致,生产方式一致,利益一致,产生了强烈的集体认同感。
与以往相比,此类群体性事件的“策划力”也明显增强。比如与以往几千职工同时静坐堵路不同,今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工人改为分期分批地走上街头,形成持续性压力。再如一些事件中打出的横幅和标语也显示出存在事前策划的步骤。
“与瓮安事件中临时扯块白布、用毛笔草草写出的标语大不相同,今年的标语一般都是美术字、印刷质地规整,说明提前是有准备的,组织化程度更高了”,单光鼐说。
“多年来积累的劳动关系矛盾,加上国企改制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正在改变工人的心态。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对工人的心态又缺乏及时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甚至错误地估计和处理工人们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恶果”,张建国说。
劳资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劳动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涉及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稳定层面,至为复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需要高度重视的是,近年来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把“执政能力”简化为GDP的增长能力,为了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较多地考虑对资本的吸引力,而对相关社会政策与劳工权益的维护较为忽视。在各种亮丽的经济数据背后,一些地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不和谐现象不断出现,使劳动关系的脆弱性不断扩大。
“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张建国说。
据山东省总工会统计,仅今年一季度全省一般群体性事件就共发生52起,主要诱因是欠薪、经济补偿金和历史遗留问题。据深圳市公安局介绍,在全市群体性事件及不安定因素苗头中,以劳资纠纷类增长最快。2008年为637起,同比上升119.7%;2009年1月达到97起,同比上升61.7%。
全总所作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企业劳动关系和职工权益状况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工会主席中有50.4%对“未来一年将成为集体劳动争议集中爆发期”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同时,对“未来一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会明显增加”这一说法表示“赞同”或“说不清”的占55%。由此可见,仍有一半以上的工会主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忧虑。
张建国说,企业工会处在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一线,对劳动关系矛盾了解最真切、最直接,如此多的企业工会主席对劳动关系的走向表示忧虑,应该引起各级党政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外,今年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对抗性和暴力性引人注目。打工仔、打工妹手拉手上街堵路、在政府门前静坐等方式,在一些事件中已经升级为劳方和资方、政府工作人员、警察的肢体冲突。通钢事件、林钢事件中还出现了软禁、殴打致死的情况。受访专家坦言,中国的劳资关系处理已经出现暴力化倾向。
忽略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2009年的劳资矛盾有一个广阔的背景——国际金融危机。去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形势从2008年一季度到2009年三季度,画出了一个大大的“V”字形,今年10月便传来了“全年‘保八’毫无悬念”的乐观预测。受访专家认为,金融危机对我国劳动关系领域的冲击及后续效应却并非如此乐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在2009年带领他的团队进行了一次“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劳动关系领域问题”的调查。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陡降,一些外向型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压力骤增,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纷纷调整生产经营方式、劳动管理制度和格局,导致劳资双方原先确定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发生一系列变化,由此引发了劳资摩擦与冲突。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大面积、这么多企业几乎是同时进行调整的情况,这其中既有不得已调整的,也有人为钻空子的违法行为”,苏海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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