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由此，国家不再针对农业单独征税，一个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这是广西宾阳县芦圩镇的农民在拔秧苗（2007年7月19日摄）。免征农业税的政策实施后，这里的农民种粮热情高涨，积极抢耕抢种。新华社发

　　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的“后农业税”时代变革，既涉及农村生产关系调整，也将触及农村上层建筑的革新

　　我国农业税作为最古老的税种天然地维持着政府、农民、市场间的关系，发挥着一种“自动调节器”的作用。取消农业税后，这一“链条”被中断，由相对“均衡”变为“不均衡”，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亟须正视和破解。

　　一是事权与财权极不匹配，农村综合改革难以启动。农业税（含特产税）是基层财政的重要财源，原定五年内取消的目标，却在短短的两年内实现，使得不少地方基层政府措手不及，‘小马拉大车”问题进一步凸显。一方面，取消农业税后，基层财政收入渠道变窄，收支矛盾加剧，尽管中央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方式尽力弥补，也只是勉强填补“吃饭财政”的缺口。另一方面，农村综合改革处于无法支付“改革成本”的窘境。为减少财政支出的压力，缓解取消农业税后的财政困境，具有取消农业税后配套性质的农村综合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本已是‘吃饭财政”的乡镇政府，根本无力支付“改革成本”，出现了农村综合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的尴尬局面。

　　二是乡镇政府职能转换迟缓，乡村治理陷入困境。取消农业税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和县乡的行为逻辑，县乡政府由取消农业税前的“收益最大化”转变为取消农业税后的“风险最小化”，主要表现便是乡村事务的“不作为”，阻碍了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一方面，农村基层干部由于没有了税收任务的压力，加之缺少必要的财力支撑，普遍存在消极等待的心理，为民谋“事”的热情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政府的经济职能大于社会职能和政治职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这一运行机制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寄希望于取消农业税而实现乡镇政府职能转向“公共化”倾向的设想，却在“财政困境”及‘不作为”的阻碍下难以实现。

　　三是公共产品供给阙如，农村公共事业令人忧虑。取消农业税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直延续着‘政府＋农民”的模式，主要由国家税收，各种统筹提留以及土地承包费，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摊派、罚款，义务工和积累工等组成。取消农业税后，在公共财政背景下，政府成为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主体，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责任。然而，取消农业税加剧了基层财政的困难，乡镇政府在没有足够能力维持农村原有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面对不断加大的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加力不从心。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又不可能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全部包揽下来，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口不断扩大。农村税费改革时，规定了“一事一议”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但因受农民素质有限、经济基础脆弱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基本是‘有事难议”、“无事可议”的窘境，农村公共事业“筹资”问题处于停滞状态。

　　四是农民负担由政府转向市场、显性转向隐性。农业税取消后，表面上看农民似乎没有了负担，然而政策运行多年来的实际情况却是，农民负担出现了由政府转向市场、显性转向隐性的现象。一方面，化肥、农药、种子等农资价格的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了农民虽无税且增产却不增收的现象。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医疗的重负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解决，取消农业税的成果很可能被完全吞噬、抵消。

　　五是土地纠纷增多，农村土地集中和流转处于“两难”境地。土地既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又是农民最重要和最可靠的生存保障，是农村长期稳定的基础。取消农业税后，土地重新成为农户争夺的热点，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实现了从“惜地”到‘弃地”再到“惜地”的回归。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及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民种田的效益比以往有所提高，许多原来弃地的农户现在纷纷要地种粮，由此引发新一轮土地纠纷。同时，土地集中与流转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适应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需要集中土地，另一方面因取消农业税、实行农村补贴的‘比较利益”加剧了土地流转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