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西县信用社早在1995年就出现了管理混乱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监督和管理，直到1998年“病入膏肓”。1999年12月，汾西县信用社被停业整顿后，如果及时进行补救和改革，可以避免被撤销的命运。几年中，省、市、县各级政府及行业管理部门、监管部门针对汾西县的问题不可谓不“重视”，但至今当地农村金融机构的重建没有实质性进展。山西一些金融界的专家和基层人员认为，汾西县信用社停业被撤造成农民贷款难的教训和反思应引起监管部门和各级政府的重视。

反思一：远离“三农”和监管失控成为信用社的两大软肋

山西省信用联社临汾办事处的资料显示，当时汾西县信用社的情况并非个例。从1998年至2000年，临汾市农村信用社一直是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辖区的支付风险重灾区。在这三年困难的日子里，全市近1/3的信用社，一两个月也吸收不到一笔存款，甚至两年中未放过一笔新贷款，人心散了，业务停了。在临汾市17个信用联社中如何应对挤提存款成为重中之重，其中汾西县、蒲县、乡宁县、霍州市、大宁县等11个县(市)的信用社整体上处于支付危机中，靠拆借和人民银行救援勉强维持。
当时人民银行临汾中心支行经过深入分析认为，临汾市农村信用社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就是服务方向错位，远离“三农”、实施“盯大户、垒大户”的经营策略，导致贷款集中于非农业，占农户总数0.6%的贷款大户占去了贷款总额的58%。个别非农业贷款大户可贷到300万元，而许多农民却贷不到1000元，几个大户就可以压垮信用社。信用社经营困难、信用缺失导致上百万农民贷款难。
从2001年初开始，临汾市农村信用社整体确立了以服务“三农”为主的信用工程建设，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农民贷款难的局面，甩掉了“支付风险重灾区”的帽子，到2001年末，全面实现扭亏增盈。山西省信用联社副主任张转方认为，农村信用社只要坚持走服务“三农”之路就能度过一次次危机，哪里垒大户、傍大款，疏远了农村，断裂了与农民的信用关系，哪里就肯定会出现风险。农村信用社要顶得住“市场诱惑”，只有立足“三农”的市场定位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是农村信用社发展几十年来被反复证明的教训。
农村信用社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内外监管失控。“那个时期，只要金融行业存在的问题都可能在信用社出现”，一位金融机构的人员说。经营方向和策略的失误加上本身体制和机制存在的问题使一些信用社管理混乱。据了解，早在1995年汾西县信用社就处理管理问题，无力放贷，只能向人行、农行等拆借资金勉强支撑，当时暴露出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但由于内部管理和外部监管没有及时到位，直到1998年危机全面暴发。

反思二：金融监管谨慎使用“一刀切”

2001年末，临汾市农村信用社全面扭亏增盈，其“创建千村信用工程、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经验被人民银行天津分行推广，由“重灾区”变为了“好典型 ”。张转方说，与汾西县信用社一样，当时蒲县、乡宁县信用社也面临撤销，但经过改革后，这两个信用社全部实现良好效益，成为支持当地“三农”的主力军。如果当时它们也被撤销，后果不堪设想。
原汾西县信用联社职工原东贵说，汾西县信用社停业不久，国家就开始对农村信用社整体实施改革。当时如果对汾西县信用社及时解决支付危机，再进行严格监管，是可以“活”过来的，但最后还是被撤销关闭。临汾市一位金融部门的老职工说，那时也有一些部门负责人提出，撤销汾西县信用社的措施应谨慎行事，一旦撤销将对农村发展十分不利，但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山西省一位金融界资深人士认为，那个时期，全省甚至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信用社都出现了与汾西县信用社类似的共性问题，其发生原因与当时的经济发展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都有关系。农村信用社风风雨雨发展几十年，在各个发展时期都出现过诸多问题和弊端，但农村信用社始终是支持“三农”发展的主力军。汾西县信用社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应注重用改革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单纯靠“关”去解决。农村金融政策制定部门要贴近农民和农村，要知道农民想什么、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机构，从解决农民的需求入手探索农村金融的发展路径。监管既要加强服务也要防范风险，要以服务为中心提高监管水平，不能简单的“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