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采访时,赵菊兰让小儿子侯争胜爬到房梁顶,找出了一个“六股叉”,这是人民公社解散、分田到户时家里分到的农具,赵菊兰一直珍藏着。她说:“大包干让农民的土地失而复得,责任田成了‘救命田’”。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一年的7月19日,路一大队第五生产队采用抓阄的办法分了牲口、农具和责任田。侯永禄一家共分到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他在日记里感慨万千:“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谁都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大包干”激发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侯永禄老汉的女儿侯西玲说:“积肥、选种、浇水……一家家起早贪黑的,连过去沟边的荒地都种上了麦子、蔬菜。”如今我国粮食人均产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功不可没。
1985年春天,侯永禄在自家院子里新盖了10间瓦房,女儿引玲家以998元买回来全家第一台黄河牌14寸彩电。侯老汉高兴地写下顺口溜:“公社吃了大锅饭,多年粮食难过关。各种办法都试遍,最好还是大包干。”
“不变”的是稳定的土地承包制度 “变”的是农业补贴越来越多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第一轮土地承包期限的临近,中央及时决定在农村进行第二轮土地延包,承包期为30年。1997年,侯永禄老汉所在的路一村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家家户户仿佛又吃个了‘定心丸’。”
可是,农村的发展也并不一帆风顺。此时,主要依据每家承包的地亩数征收的农业税、农林特产税、乡统筹、村提留、各类杂费等农民负担,在不少农区越来越重,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1999年11月19日,侯永禄在日记中写道:1999年的农林特产税任务特别高,今天西玲过来说,村上来收苹果税的人蛮不讲理,把她的缝纫机抬走了。
“为了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因缴不起苹果税,侯兴才家的电视机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被牵走了槽上的大乳牛……
这段日记,透露出一段时期里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2004年至2009年,中央连续6年发出6个“一号文件”,核心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免除农业税,财政直接补贴农民等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使农民休养生息。自此,农村改革实现了由“取”向“予”的重大转变。仅今年,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等直补资金就达1230亿元。
“第一次直补时,每亩地补5元,虽然钱不多,但我激动得整整一晚上没有睡着。”侯西玲说,“如果那时爸爸还在,日记里又会有许多‘快乐’‘激动’‘满意’的字样。”
路一村村委会主任侯亚奇说:“土地制度的‘不变’和给农民以种粮补贴的‘变’,说明我们党农村土地政策的成熟。现在村里一些在沿海务工的年轻人回到村里,包地种果树、蔬菜,土地在农民眼里越来越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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