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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农民60年的"土地记忆":不变的土地制度


        侯永禄是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一位普通农民。从1940年起,他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2004年3月。30多本共200多万字的日记,记录着家长里短、政策变化,特别是土地制度每一次变化带给农民的深刻记忆。2005年侯永禄去世。

  近日,记者来到路井镇路一村,和侯永禄的老伴、今年78岁的赵菊兰,仍在家务农的女儿侯西玲,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的小儿子侯争胜一起在他们家的老屋院中,翻看日记,回忆往事,仿佛踩着农村前行的脚印,看到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不同时期农村的兴衰变化,深刻感受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顺应亿万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则农村兴,百业举,人心顺。

  “土改时,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路一村,1465口人,麦田、瓜地、苹果园、奶牛棚缀落其间,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传统农区村落。侯永禄家的院落,一溜高檐青砖大瓦房,小院里两丛鲜花怒放,洋溢着安谧幸福的生活气息。为了帮助回忆60年前的往事,赵菊兰叫来村里的老人侯丙新,他是侯永禄的小学同学,今年82岁。他说:“农村的巨变是从解放后的土改开始的。”

  1950年冬至1953年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新的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耕者有其田”,是历朝历代农民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梦想才变成了现实。侯永禄1950年12月25日记下了分地时的场景:“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土改后,农民的面貌焕然一新。“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了,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真是心情舒畅,干劲冲天。”侯永禄记道。

  透过树荫,小院里洒下细碎的阳光。赵菊兰老人仿佛也被老伴的日记带回到那段欢天喜地的岁月:“1954年,家里小麦收了13石多。逢年过节,买酒割肉,买烟茶果菜等也成了常事,农民也活得像个人样了。”

  相关资料显示,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1951年粮食和棉花产量比1950年分别增长8.7%和49%。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地又归了公,分配‘大锅饭’,生产‘大呼隆’,农村多是饥饿的记忆”

  每当读起父亲的日记,今年54岁的侯西玲总是唏嘘不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记中记录下她的童年总是吃不饱的饥饿记忆。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任会计的侯永禄在日记里记录了人们的抵触:“(村里)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

  更可怕的是,与实际相悖的“浮夸风”盛行。1958年,中国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安徽、河南、四川相继宣布成为单季亩产千斤省。路井公社也不能幸免。“干部脱离实际、胡吹虚报产量,和实际相去甚远。”

  灾难很快降临到人们头上,1960年合阳县全县小麦亩产仅130斤。“口粮标准一压再压。全家每顿饭1斤2两粮,7口人每人吃不到2两。”

  忆起当年的饥饿,赵菊兰老人心有余悸。侯永禄老汉记录道:“菊兰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后来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一直持续到1977年,20年间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1%。“现在想想,一片良田沃土,随便年亩产就打千把斤粮食,但当时可真难为活人。真是‘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赵菊兰老人连声感慨。

  “大包干在农村落下‘户口’,责任田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将亿万农民从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涌中国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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