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永禄是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一位普通农民。从1940年起，他开始写日记，一直坚持到2004年3月。30多本共200多万字的日记，记录着家长里短、政策变化，特别是土地制度每一次变化带给农民的深刻记忆。2005年侯永禄去世。

　　近日，记者来到路井镇路一村，和侯永禄的老伴、今年78岁的赵菊兰，仍在家务农的女儿侯西玲，在西安一家研究院工作的小儿子侯争胜一起在他们家的老屋院中，翻看日记，回忆往事，仿佛踩着农村前行的脚印，看到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不同时期农村的兴衰变化，深刻感受到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顺应亿万农民的选择，尊重农民的土地权利，则农村兴，百业举，人心顺。

　　“土改时，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路一村，1465口人，麦田、瓜地、苹果园、奶牛棚缀落其间，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传统农区村落。侯永禄家的院落，一溜高檐青砖大瓦房，小院里两丛鲜花怒放，洋溢着安谧幸福的生活气息。为了帮助回忆60年前的往事，赵菊兰叫来村里的老人侯丙新，他是侯永禄的小学同学，今年82岁。他说：“农村的巨变是从解放后的土改开始的。”

　　1950年冬至1953年春，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新的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耕者有其田”，是历朝历代农民的梦想，只有在新中国，梦想才变成了现实。侯永禄1950年12月25日记下了分地时的场景：“当看到写着自己名字的木牌子立在田间地头时，一些人禁不住热泪满面。”

　　土改后，农民的面貌焕然一新。“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了，走起路来抬头挺胸，扬眉吐气，真是心情舒畅，干劲冲天。”侯永禄记道。

　　透过树荫，小院里洒下细碎的阳光。赵菊兰老人仿佛也被老伴的日记带回到那段欢天喜地的岁月：“1954年，家里小麦收了13石多。逢年过节，买酒割肉，买烟茶果菜等也成了常事，农民也活得像个人样了。”

　　相关资料显示，到1953年春，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1951年粮食和棉花产量比1950年分别增长8．7％和49％。

　　“人民公社把农民的地又归了公，分配‘大锅饭’，生产‘大呼隆’，农村多是饥饿的记忆”

　　每当读起父亲的日记，今年54岁的侯西玲总是唏嘘不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记中记录下她的童年总是吃不饱的饥饿记忆。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时任会计的侯永禄在日记里记录了人们的抵触：“（村里）形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的现象。大多数人出勤不出力，到场算个数，有时连勤也不出。”

　　更可怕的是，与实际相悖的“浮夸风”盛行。1958年，中国粮食高产“卫星”频频上天，安徽、河南、四川相继宣布成为单季亩产千斤省。路井公社也不能幸免。“干部脱离实际、胡吹虚报产量，和实际相去甚远。”

　　灾难很快降临到人们头上，1960年合阳县全县小麦亩产仅130斤。“口粮标准一压再压。全家每顿饭1斤2两粮，7口人每人吃不到2两。”

　　忆起当年的饥饿，赵菊兰老人心有余悸。侯永禄老汉记录道：“菊兰偷偷地跟上一些妇女去掐喂牲口的苜蓿……后来掐不到苜蓿，便偷偷到地里掐些小麦叶子，回来用麸子拌成菜疙瘩……难道真的要往死里饿吗？”

　　“人民公社”制度从1958年一直持续到1977年，20年间粮食产量年均仅增长1％。“现在想想，一片良田沃土，随便年亩产就打千把斤粮食，但当时可真难为活人。真是‘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赵菊兰老人连声感慨。

　　“大包干在农村落下‘户口’，责任田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一纸“大包干”契约，将亿万农民从人民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涌中国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