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子是一种特殊商品，事关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目前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正成为种子产业竞争的焦点。孟山都、先正达等跨国种子公司在这些领域占绝对优势。生物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我们带来高产优质的农产品，也增大了技术所有者对农业生产的控制权。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缺少前瞻性意识，极有可能在农业发展上受制于人。

　　孟山都公司研究成功一项“终极基因”技术，以此来保护其品种权益。种子生产周期长，如果我国种业市场由“洋品种”占据主导地位，将会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更为严重的是，我国很多种质资源被国外偷取和克隆以后，又反过来成为跨国公司制约我国技术发展的专利手段。跨国公司投入经费搜集发展中国家的种质资源，分离克隆有用的基因并申请专利。

　　比如，我们的野生大豆种质资源被美国人获取后，他们通过分子标记等手段申请了160多项专利。这样，中国农民种植中国大豆却侵犯了美国的专利，还要向他们交费。

　　在转基因水稻方面，绿色和平组织和第三世界网络曾联合公布《国外专利陷阱中的“中国”转基因水稻》报告。这一报告称，目前中国最有可能商业化的3种转基因水稻，其多项专利属于外国公司，这可能导致中国对它的主粮失去控制。随着跨国公司在我国实行本土化战略，保护好我国宝贵的农业种质资源应提到战略高度。

　　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种业的市场集中度明显不足，整体实力十分薄弱。世界前10强的种业企业在世界种子贸易额中所占份额达35%，而我国前10强种业企业同期只占全球种子市场销售额的0.8%。

　　国际种业市场垄断势头加剧，一系列收购、兼并活动推动种业整合重组。今后国际种子产业很可能被若干家大型跨国公司所主宰。世界种业巨头在生物技术、新品种研发等领域投入越来越大，一般都在其种子销售额的10%以上。

　　怎样提升种业竞争力？

　　首先，要提高种子产业战略地位，抢占转基因种子研究制高点。

　　我国现已保存38万份农作物种质资源，名列世界第一。但我国种质资源的基因鉴定、研究和利用工作严重滞后，影响了农作物新品种的选育效率。我国的水稻研究在世界上有一定优势，但水稻有几万个基因，而我们对这些基因研究的功能还很不清楚。有关部门应加强协调，把生物技术运用到作物品种改良上来，培育一些在高产、优质、抗病虫等方面有重大突破性的品种。同时，制定法律法规，加强对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

　　其次，应加快产学研结合，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航空母舰”。

　　农业竞争的核心是种业，种业竞争的核心是科技，而企业毫无疑问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这一点已经被世界发达种业国家的发展历程所证实。国外种业是大公司办研究院，而国内则是研究院所办小公司，近几年各级科研院所创办的大大小小的公司有3000余家，中国种业不培育大公司，仅凭研究院所和小公司与跨国公司对垒，肯定要吃大亏。因此，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种业“航空母舰”，保持国家对种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对促进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第三，要充分发挥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作用。

　　增强我国种业的竞争力的唯一出路，就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和核心的科技创新体系。跨国种子企业是实施创新和推广良种的主体。国外农作物品种的研究和更新 70%是靠企业完成的，而我国90%是由科研院所来完成。在今后的科技投入、人才培养等方面，国家的政策应向企业倾斜。把中国的种子企业真正培育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优良品种研发和推广应用的主体。

　　第四，目前不宜开放大田作物种子市场。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传统农业大国而言，作为粮食产业链上游关键链条的种业，其市场更应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印度、巴基斯坦到现在为止，仍然对其国内大田作物种子采取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印度规定国外公司在合资中的股份不允许超过40%，而且种子生产在合资后两年必须在印度本土生产。

　　中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家农业企业或科研院所具有与国外公司抗衡的能力，一旦开放，要么倒闭，要么被兼并。尽管表面上国外公司只占49%的股份，但是像杜邦先锋公司一样，在中国的每个合资公司中都占49%的股份，其实它就变成了中国玉米的最大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