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有生之年怕是看不到（西线工程）开工了。”谈英武有些伤感地说。

　　2005年6月，水利部下文，鉴于西北地区缺水量较大，将规划的第一、第二期工程合并，推荐调水量80亿立方米。让谈感到意外的是，“两步并作一步走”的决定最早是水利部下发的，而不是直接管理南水北调办公室的国务院发改委。

　　当然，如果西线工程的开工可以像当初的中线和东线工程开工一样，只要修订计划一出，就立即批复开工，初步设计、招标设计等程序都不必再走，2010年开工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中线和东线工程目前的状况，无疑让这种“可能”不再可能发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长期在西线工程一线考察的向传三则认为，推迟开工有好处，可以促进西线工程更好实施，并与整体的水资源利用体系有机结合。

　　向传三称，南水北调工程应该继续扩大联系的水系，除了目前已经规划的三条线路外，最好能把大渡河、金沙江等水系也规划在内，这样完善后的水系网络，将能够满足各个区域的用水要求。

　　作为西线工程组织机构的“黄委会”，又是工程最大受益者

　　尴尬的“黄委会”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英武和向传三这两位在西线工程上各自劳碌了半个世纪的专家，都刻意回避一种结果：西线工程会不会由此搁置，并在很长时间内不再启动？

　　河南财经大学教授、长期关注南水北调工程的专家史璞对此表示担忧：从目前情况来看，中线和东线工程不可能停滞不前，毕竟很多明渠、暗道都基本修建到位，搁置的维护成本非常高，再说大部分投资也已到位，但还没有动工，甚至未进入项目计划的西线工程，前景就难以预料了。

　　长期以来，公众对西线工程的争议也确实多于东线和中线，其中当然有西线工程投资最大、工程难度最高等因素，但近年来各界对三峡工程的质疑，也增加了西线工程的不确定性，东线和中线工程的推迟，对西线来说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在所有关于西线工程的争议中，2004年底四川省社科院离休研究员鲁家果上书温家宝总理，提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170亿立方的调水量被高估，工程成本远远不止3040亿元”的质疑。黄河水利委员会也公开承认，鲁家果的上书是导致原计划2004年完成的西线项目建议书推迟的原因之一。

　　鲁家果是向传三的同事，他也是从向传三手里看到西线工程规划的。向传三很清楚当初鲁家果等人上书的背后地方政府的微妙态度。作为西线的调水源头，四川省政府一直认为：工程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多少会产生影响，为什么这一切都需要地方承担？

　　上书事件发生后，向传三曾专门调研过西线工程对四川的影响，结果发现西线工程源头所在地之一雅砻江水电开发企业的损失巨大，一旦调水，有关企业的年利润将损失250亿元左右。

　　很显然，最早提出反对声音的，就是这些水电企业集团，他们本来就是水利系统内的，很明白不能打着水电损失的旗号唱反调，生态环境牌是他们最好的表达方式，毕竟不管什么样的工程，对生态环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何况西线工程对生态的影响确实难以估量。

　　很多细节都是饶有趣味的。南水北调对调水区的移民和生态要做后续投入，当西线调水投资高达3000多亿元的消息传到规划中调水点四川甘孜和阿坝一带，地方官员一度十分高兴，对调水补偿抱有很高期望。但补偿方案只列出了淹没损失，距离当地政府的期望甚远。

　　更让地方政府不能接受的是，这些水从四川源头转移到黄河上游，上游发电厂在不增加任何投入的情况下，发电量可以提高70%。

　　西线工程的组织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作为利益相关方受到更直接的指责。

　　不容回避的事实是，黄河中上游确实可能成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这个全世界最大水利工程的最主要受益者，黄委会的尴尬地位，更加重了西线工程未来的不确定性。

　　本报记者曾致电南水北调办公室宣传处人士，求证以上种种说法，但对方未予正面回应。

　　（本报河南记者站董昭武、刘永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