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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镇干部自述:“截访”的无奈和隐衷


       这是一名乡镇干部在信访工作中的真实经历,而且这种经历还在不断继续。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的行为被上访者、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然而,当真正走进他们,你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一个基层信访干部的生存状态,折射着体制的痼疾,也在砥砺着那些“习以为常”的神经。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干部“截访”的心路历程

  我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从事信访工作6年多,1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自从分管信访以来,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李水富(化名)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老上访户,至今未婚、无业。从17岁随父亲以“受迫害”为由上访,30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一旦进京,或到省上、市里,镇政府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接访,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去,到省城、北京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

  近年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到全国“两会”等时期,镇里都要派出5名干部24小时跟随李水富,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厕所,一次耗时半个多月。如果一年下来有多个敏感期,每年单是稳控他一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如一不小心失控,还要到火车站、汽车站分头堵截,堵不住就到北京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一次,一位领导来市里视察,根据上级指示,李水富等“不稳定分子”一定要在监控视线之内。所在镇政府安排两人提前3天到其住处进行监控。当我们过去时,李水富不在家,这可急坏了工作人员。经过四处打听,得知他父亲生病住院了,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医院,在医院附近蹲点。大热天,负责监控的2名工作人员站在楼顶,晒得像“黑鬼”一样。由于每2个小时要向领导汇报一次李水富的去向,有时遇到他在房间打瞌睡,工作人员看不到他在房间里晃动,心里就发毛。由于不能惊动李水富,只得托请院方人员亲自到房间观察一下方可放心。如此心神不安一连几天,直到领导视察完,“盯梢”工作才算结束。

  在我们镇,既有李水富这样的个体上访案件,还有诸如未转正的民办教师、对补偿不满意的拆迁户等集体上访案件,每到重大敏感日期,都需要专人监控。一旦失控,我们必须围追堵截,确保他们不进省上京,实在控制不住,一旦到了省城和北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信访登记机关“销号”(不被上级机关记录),确保不被“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苦了基层党委、政府

  多年来,基层乡镇为了信访稳定工作,设立了信访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安排了一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前几年,信访部门是个群众的出气筒、社会的减压器。自从实行了信访“一票否决”制,上级信访部门成了“香饽饽”,只是苦了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有些群众上访,确实是由于个别政府部门或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原因。有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差,三言两语想把群众打发走,能一天解决的拖上一个月,更有甚者办事不公,恶语相加,激起了群众不满,造成上访案件。

  不好处理的是,有些上级机关的个别接访者乱表态,致使当事人诉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切合实际,一个小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成了大问题,最后诱发了越级上访。由于信访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但是对不负责、不办理的上级机关和部门却没有实质性的处理措施。慑于上级“一票否决”的威力,许多乡镇对上访人除了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围追堵截外,别无他法。有时,还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会闹腾的”赚便宜的事来。

  最难解决的是一些比较棘手的群体性上访案件,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村,村里有两大家族,每次村委会换届,双方都争得不可开交。如果一方上台,另一方就聚集人群挑毛病、找茬子,将问题都找到了“文革”期间,找到了十几年前的土地承包问题上。他们经常为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争执不休,镇政府领导换了多茬也难以解决。许多村民认为上访就能解决问题,上访就能引起更高领导的重视,致使我们的工作天天忙于接访,许多日常的行政事务根本无法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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