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里种了4亩多地，前些年犁田打耙挑草头，我都下得力，今年挑不动草头了。我感到宽心的是周围邻居和亲戚都对我好，田里的重活帮我做，今年我一个人在家打了5000多斤稻谷，还收了200多斤黄豆，亏了邻居帮忙，我到她们家打麻将，要洗手，大家也说没得事，打麻将不会传染，要是跟前些年那样，我就无法生存。现在，村里人知道了艾滋病传染途径后，对我不存在另眼相看，现在我主要压力是经济上的负担。大儿子上大学都是他爸和二姑娘打工给钱，二姑娘也很聪明，她没读书，小小年纪就出去打工，先前有点恨我们，现在不恨我们了，她每个月至少给哥哥寄500元，还打电话要哥哥好好读书，减轻爸妈的压力。大儿子说，他毕业工作后，一定要让二姑娘再去上学。三姑娘问我：妈，现在家里没钱，假如我考上大学读不读？我说：就是我不在人世了，你也一定要读书！”

　　我问秀英：“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秀英说：“人已上贼船，只有坦然走下去。我只希望能顺利把药吃下，保证孩子完成学业。村里有的艾滋病人已经打地铺只等死了，后来吃了药，还能种田打工，我现在有药吃，只要自己心情愉快，相信活上3年5年10年不是希奇事，将来我没什么报答社会，希望孩子完成我的愿望！”

　　这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从门前走过时，看见了夏医生和我，也主动进屋里和我们聊天拉家常。

　　老奶奶很瘦，牙齿掉的只剩下两颗门牙，她用平缓的口气对我说：“我不是艾滋病，今年已经76岁，家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患艾滋病，三个儿子已死去两个，大儿子去世后，儿媳妇也改嫁了，留下一个小孙女，小儿子两口子都死了，留下一个小孙女跟着我，女儿、女婿也患艾滋病去世了，家里只剩个二儿子。那一年，家里不到100天内连死五个后人，我这个白发人连着办了五个黑发人的丧事，当时真的就像天塌下来了，我都快急糊涂了，眼睛也快急瞎了，怄得倒床起不来了，湾里人都来安慰我，劝我说：老人家，莫要怄了，再难，还有我们乡邻们帮忖着你呢？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我不能倒，我只要一倒，剩下的一个儿子和小孙女怎么办？哪个来给他们做饭洗衣裳？我挺过来了。现在，我家种了一亩多田，儿子还开手扶拖拉机赚点运输费，我也在家里编织凉席枕头，每年可以赚几百元的加工费。”

　　老人还对我说：“湾里人对我们好，只要看见我们干不动的活都来帮忙，湾里队上，大家都对我们很关心，小孙女由一个企业每月帮扶300元，儿子的药费国家也全包了，我们房子是危房，去年村里帮了点钱，政府又资助了2200元，帮我们整修了房子，我的家到今天，完全是托湾里人和政府的福啊！”

　　望着老奶奶那慈祥的面容和眼前这个满脸露着天真无邪笑容的小男孩，还有邵玲，我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终于，我忍不住掉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