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鄂西北的均川镇曾有成批的农民因生活窘迫而外出卖血，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幸遭到艾滋病魔的袭击。贫穷、病魔再加上乡邻们的冷眼，这些艾滋病人一度曾从生活上、精神上陷入绝境。

　　如今，这里成为了全国艾滋病防治的示范区，可是，在抗击艾滋病魔中，那些曾感染上艾滋病的农村妇女命运如何？调查农村妇女问题，不能不调查她们。于是，我多次走进这个镇，开始了我的探访艾滋病妇女之旅……

　　有人告诉我，要了解艾滋病农妇就一定要采访镇医院的夏治华医生。

　　2005年9月10日，我如约到达镇医院艾滋病人的“温馨家园”，向夏医生说明来意，夏医生说：到如今，还没有一个人和机构来我镇专门调查了解艾滋病妇女的情况，艾滋病妇女确实是一个特别要关注的群体，过去妇女感染艾滋病的比率还比较低，现在呈逐年上升趋势，我镇农村妇女感染的比例大约是100 名艾滋病人中大约有42—43名女性，而且妇女是受害者多，妇女感染极易引起母婴传播。

　　我请夏医生能否叫几个艾滋病妇女进来座谈一下，他答应了。

　　我面前坐着的六个艾滋病妇女，当得知我是专门来调查农村艾滋病妇女情况的，她们都毫无顾忌地敞开心扉，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了起来：

　　“我村女的感染艾滋病的至少有10人，都是卖血被感染的。那时候村里人卖血真是卖疯了，哪里有卖血的就剜墙拱洞地往那里钻。我第一次去见血头，我还生怕他不让我卖血，拎了两瓶酒去见血头，那时候，黑血头地下采血，只要查出血型就摇浆，血头只要血浆，然后再把剩下的血清回到我的身上，我不懂，还以为把自己的血回到自己身上是好事，我一天输几次血的事也干过。如果晓得有这个病，就是给我1万2万也不会去。黑血头也没好下场，他们是带头卖血、带头死，听说现在血头都已死光了。”

　　“我现在就是精神压力大，病人不吃眼屎(意指容不得沙子)，最怕受歧视，走人家，给我们搞专门碗筷，人走后把筷子、碗都甩掉，连我们坐的凳子都恨不得劈了烧掉，与别人打麻将走后，主人把麻将洗几遍，最后还是扔了。人不争食眼争食，光看这些，都快把人气死了。有一天晚上我去一家亲戚家帮忙烧火，做了20多盘菜，满桌的人都不伸筷子，一个个说：我中午吃饱了，晚上不想吃了，给他们斟酒谁都不喝。一桌子的客不吃不喝，你说急不急人？我知道，大家是嫌弃我，我急得喉咙直想吐血，于是赶紧打电话，叫家里来人用摩托车把我接回去，从此后，我再也不出去帮人烧火了。”

　　“现在，党和国家给了我们温暖，吃药治病不要钱，对我们做到了仁至义尽，我们心里很平衡。我最痛苦的是受歧视，我的掌柜的是杀猪的，在村里人缘很好，过去村里人都愿意找掌柜的去杀猪，自打我们夫妇两人得病后，都不找掌柜的杀猪了，就连我的婆婆杀猪也不找自己的亲儿子杀。可是村里有个老书记，他看过报纸后，知道艾滋病只有血液、母婴、性生活传染，所以他家照样请我掌柜的去杀年猪，还经常把我接到他家去打牌，他知道我没钱，就只画乌龟，不打来钱的。 ”

　　我问在座的几个妇女：“你们心中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几个妇女异口同声地说：“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政府和广播电视报纸上要多宣传防治艾滋病科学知识，宣传多了，人们就不会歧视我们。”

　　我一直想到村里去直面探访艾滋病妇女，今天，夏医生终于在忙碌中抽出时间带着我走家串户。

　　我们探访的第一个对象是秀梅。她的家离村公路不远，我们到她家时，她正在家门口引小孙子玩耍，秀梅抱着孙子坐在门口，详细介绍了她家的情况。她今年44岁，丈夫三年前因患艾滋病去世，她家三个孩子，大儿子是乡村乐队弹电子琴的，去年娶的媳妇，今年添了个胖孙子，儿媳妇也是乡村乐队的歌手，小儿子在广州打工，姑娘在东莞打工。

　　秀梅说：“我是1996年卖血感染得病的，只去一次就染上了，而丈夫从1989年就开始卖血，当时两个儿子一个姑娘都在上学，家里种了7亩水稻 1亩旱地，地里收入少，弄不到钱，丈夫没手艺，那时侯也没有打工的，当时村里卖血成风，只要有人一吆喝，人们就成群结队去卖血，别人喊丈夫去卖血，丈夫就跟着去了。后来看到丈夫身体不行了，我也去卖血，当时听说有艾滋病，但以为就是卖淫传染，想到卖血是一次性的，以为传染不上。当年我家里盖房子，丈夫总是说头痛，人一下子瘦脱了型，开始我们还以为丈夫是盖房子日夜操劳，没营养，后来又以为是脑子里长什么东西，到市医院去做CD，住院一星期也没查出病因，后来又到省里化验，最后才确诊为艾滋病引发的乙型脑炎。丈夫住院越治疗病越严重，最后连水都吞不进了，人已昏迷，医生说是脑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我把丈夫拖了回来，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在他住院期间，我们全家人都做了检查，结果儿子女儿都没问题，就我感染上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