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尽管幅员辽阔，但可耕地面积相对狭小，在粮食生产水平提高的同时，人口往往会随之增长，卜风贤说：“解决人口增长与粮食产量之间同步异幅增长问题的有效途径是扩大耕地面积。”于是，“人地矛盾”这个很现实的字眼较早地出现在我国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中，也是传统社会解决粮食安全的主要手段。

　　对我国的人口究竟什么时候增长到1亿的问题，争议颇多，最早的说法是宋代，到了清代人口增加到3亿～4亿。为了适应人口日益增长的社会形势并缓解由此带来的人口压力问题，从宋代起中国境内适宜农垦的土地基本得到开发垦殖，明清时期农业开发的范围和幅度大大超过此前任何时期，山林湖沼悉数垦辟为农田，甚至开垦到了自然条件极其严酷的边地、山谷、高寒地带以及荒漠化地带等此前荒无人迹或人迹罕至的地区。

　　到了清末，耕地面积基本上达到16亿亩，与现有耕地面积18亿亩十分接近，但耕地面积的急剧增长并没有缓解饥荒的压力，相反“入清以后由于人口增殖过快，人口压力剧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清代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倒退到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平上，饥荒的频繁发生已经呈现出不可避免的恶化趋势”。

　　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历代中国农民主要通过垦荒毁林扩大耕地面积，这种现象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存在，汉代中后期因为大量森林被垦辟为农田，以至于政府再也无力像汉朝中前期那样给无地流民发放公有林地和皇家园林。此后的农业资源开发逐渐向边荒地带扩展，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进入自然条件异常严酷的高寒地区和山谷地区继续拓展生活空间，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沙漠化等环境灾害因此日渐加剧。

　　据统计，公元1世纪至9世纪，每百年旱灾的发生频次都在100次以内徘徊，到了17～19世纪增加到300～500次。在传统农业的后期阶段人口压力达到鼎盛状态，因为技术进步而增加的粮食产量在不长的时间内被大量人口消耗殆尽，于是饥荒以更大的规模、更频繁的次数发生。

　　农民的贫困加剧了危机

　　每年春季，古代帝王都要举行仪式，象征性地亲自耕种。经济历史学家李根蟠认为，无论从这种仪式的举行，还是从实际措施上看，中国历代政权对粮食安全问题是相当重视的，而且有一系列制度对粮食安全进行保障。从土地政策上说，汉代早期，政府曾给无业流民发放林地，供其耕种、安居；从经费支持上说，很多朝代都有减免赋税的政策，并发放贷款给农民购买耕牛、种子等农用品；从技术上说，政府组织编写图书推广农业技术，发展水利等，从土地到资金到技术，都推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措施。特别难得的是，在传统自然经济的时代，政府就开始有意识地对粮食市场进行调节和干预。在丰年，以平价收购粮食进行储备，到荒年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农民，以平抑危机。

　　由于我国农业受自然条件制约，灾荒频繁，粮食供需间的平衡相对脆弱，因此，古代中国很早就重视粮食的储备，从中央仓库到地方各粮食仓库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粮食储备制度，以应对粮食危机。

　　与很多研究当今粮食安全的学者的看法一致，“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民问题。”李根蟠认为，“在我国古代也是如此。”除了由于自然条件导致的年度和区域间粮食分配的不均衡外，人为的因素导致的人际间粮食分配不平衡，也加剧了我国粮食安全的脆弱性。

　　据卜风贤统计，在传统社会中自耕农的赋税等各种负担占总收入的30%～50%，而佃农的各种负担则占到了总收入的50%～70%。1922～1925年，金陵大学开展了一次对全国6省11县区13个调查点2370家普通农户的调查，结论是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事实上已低到极限。在这种极限的生存条件下，我国大多数人口在应对粮食的阶段性危机时，显得相当无力。

　　“尽管我国历代保障粮食安全的根本制度还是不错的，但传统中国的吏治一直是一个不可靠的因素。”李根蟠说，“吏治的腐败往往使好的政策未必能很好地实施下去。”

　　此外，运输一直是我国应对粮食危机的一个瓶颈。卜风贤认为，交通不便常常导致灾情加剧，甚至通过饥荒灾情的放大效应而威胁封建政权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