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粮系列之六：传统中国的粮食安全 一个“高水平的陷阱”

　　有人说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灾荒史，灾害和饥荒的记载充盈其间。翻阅中国灾荒史，久而久之又会感到中国的灾荒史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民族在饥饿中艰难挣扎的生活史。

　　粮食安全是一个现实问题，更是一个演进了几千年的历史问题，在回顾中国粮食安全的历史时，诸如自然灾害、生态环境、人地矛盾、交通运输、整饬吏治等与现实情况交叠的词汇反复出现，增加了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与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经济历史学者卜风贤指出，一个矛盾的局面交织在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生产史上：长期领先世界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与粮食供需经常性失衡的两极现象，使我国的传统农业生产始终挣扎在安全与危机之间。

　　我国的农业技术曾经改变了欧洲农业生产

　　在卜风贤看来，我国高水平的农业生产技术是维护我国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因素。传统农业时代，中国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隋唐以前国家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上涨，完全能够应对可能发生的饥荒，而且还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

　　中国近2000年的传统农业生产中，最大的技术进展是宋代以后在北方旱作农业技术体系基础上确立的江南稻作农业技术体系。这是中国农业史上一个重大转折，不但农作物产量得到大大提高，而且还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和变革，因此被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在此阶段，中国传统农业单产水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亩产90多市斤，上升到江南地区稻谷亩产量337市斤的高水平上。

　　尽管在考察我国粮食单产数字时，由于古代度量衡的变化，文献资料中粮食产量的单位、田亩的计量单位存在实际数量的变动与差别，历史学家们在确定具体产量数字时，产生较大的分歧和争议。但我国古代的粮食生产水平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依然具有明显的优势。单位面积粮食产量长期居世界领先地位，以1950～1951年的水平计算，同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印度谷物单产只有当时中国的52％。

　　19世纪随同英国使臣晋见清朝乾隆皇帝的乔治·斯当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端都有批评，但在论及农业技术时还是称赞有加。当中国宋代南方稻谷平均亩产量达到343市斤时，英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仍然极为低下，混合作物亩产量约合亩产76市斤。17世纪后，中国农业技术的西传才打开了欧洲农业革命的大门。欧洲的传教士、科学家和商人从中国带回了曲面铁犁壁的犁、种子条播机和中耕机等农具和中国的播种方法，催生了欧洲的农业机械化，彻底改变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农业生产水平的停滞局面。

　　因此，卜风贤认为，传统农业生产为古代社会提供的粮食数量在过去2000年时间里不断增加，农业生产不但是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也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性因素，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体系对我国历史饥荒的发生产生了积极的制约作用，“如果不是依赖于高水平的传统农业技术，中国古代的灾荒危害将会更加严重”。

　　自然条件：致命的局限

　　然而，高水平农业技术并没有把中华民族从长久的饥饿中拯救出来，相反中华民族的持久性饥饿与高水平的农业技术同时并存于历史时期，卜风贤称之为中国农业史上的“高水平陷阱”。

　　在面对“中国古代发达的农业为什么没有为古代的中国人提供足够的食物？农业技术的进步为什么不能遏制饥荒的发生？”这样的质问时，自然地理环境的局限突现出来。

　　从气候条件上看，我国农耕地区自然气候条件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在这一点上，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有相同的看法。我国粮食生产的节气与自然条件往往不相符，春夏时期当北方需要雨水浇灌，南方作物需要光照的关口，而夏季风集中于南部沿海地区，致使北旱南涝；夏秋时节北方作物需要充足光照，南方作物需要充裕水分的时节，雨带却又推移到北方地区，往往出现北涝南旱的不利局面。因而在传统农业时期，自然灾害的高风险性构成了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

　　综观2000年来中国粮食安全的历史进程，饥饿并没有随着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有所缓解，甚至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加剧了饥荒的范围和程度，卜风贤认为：“中国历史上灾荒的发生危害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而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