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云

    今年8月份，山东费县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费县畜禽养殖“三区”修订方案的通知》（三区即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全县畜禽养殖清理整治深入推进。然而近日据媒体报道，有农户反映费县在养殖场清理行动中强拆养殖棚，并且缺少补偿。对此，费县多个乡镇街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强拆，同时承认养殖棚舍本可以转产或搬迁，但有些依然被拆除，既有环境保护的考虑，也有上级检查的顾虑。

    类似费县这样因环保而起的争执近期并不少见，比如有的地方禁止种植某种农作物，或者将原本黑臭的小河沟填埋了等等，都是在环保的名义下进行的。但也说明，在处理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农民生计之间的矛盾时还不那么稔熟，方式方法上依然透着简单粗暴的痕迹。乃至一些地方出现“一刀切”拆猪圈、鸭棚的情况，也不能说不存在懒政的可能。

    这次费县拆棚之争很具有代表性，可以说将一些地方在环境保护中面对的问题充分暴露了出来。比如政策执行中的前后衔接问题，以及当下与长远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非常明显且普遍的。

    政策的前后衔接问题，在改革过程中较为常见。毕竟不同时期，对于同样一件事情的认知也不同，过去可能不那么重要的，如今已提到异常要紧的位置。就乡村的发展而言，过去更加注重速度和量，如今更加要求发展的质量。因此不能再走量的扩张的老路子，必须转型升级。化肥农药减量如是，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定亦如是。

    新的情况出现了，新的政策规定也与时俱进跟上了，那么如何处理之前遗留的“历史问题”呢？就如费县一些农民提到的，相比现在，前些年的养殖手续及其办理没有那么严格，没有手续或手续不全的情况较为常见，政府部门也一直没有对此过问。可如今一些猪圈被拆得七零八落。还有村民表示，养鸭是经过批准的，如今鸭棚也被拆了，显然有点说不过去。

    长远与当下的关系，也不难理解。从长期来看，环境保护是有利于乡村发展和村民生产生活的，这一点费县很多养殖户也都承认。但是从当下来看，又确实与一些农户的现实生计相悖。就拿家庭养殖来说，相当一批养殖户是外出务工经商无门，回家种地又无多少收入的情况下，综合考量了当地的资源条件、家庭劳动力情况等等做出的选择。就现有的发展条件和农户的认知水平来说，已是最优选择。一些养殖户甚至全家都“拴”在棚舍上了，在没有更好的出路的情况下，贸然拆棚，阻力可想而知。

    这里还牵扯到一个问题，即环境保护的成本该由谁来承担，怎么承担。环境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一个养殖专业村不养猪了，不往处于上游的河道里排污了，本村村民享受到了山青水绿毋庸置疑，下游城市里的居民同样受益，甚至下乡旅游的人们也都是受益者。但是对于一些养殖户来说，本身的积累就有限，可供支配的资金不多，在短期内将畜禽处理掉，或者转型进行规模养殖，又或者转行干其他职业，是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

    然而报道显示，有街道办事处从下发养殖场停养通知到要求农户自行处理存栏畜禽的时间，前后不超过10天，可以说是非常紧张。迫于各方面压力，一些农民开始贱卖畜禽并且算账：一只蛋鸡，从出壳到出栏的养殖成本大概是30元，如今平均只能卖到十五六元。如果养殖棚舍真的被拆，这些年的搭建、维修费用，很有可能打了水漂。而有关方面并没有制定相应的补偿标准。

    诸如费县拆棚引起的争执，总体上来说是改革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阶段性矛盾。关键是要厘清，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农民生计是否就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环境保护是目的，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也是目的，应该说，这中间在方式方法上还有很多可操作的余地。

    比如在处理养殖污染这件事上，有的地方就是通过合作社或者联户的方式，将畜禽粪便转移到庄稼地里进行“消化”的，既肥了农田又改善了环境，一举两得。这方面农村有很好的传统，比如将脱粒下来的稻壳拿去垫猪圈，既不浪费资源又可以减少污染的发生，养殖户种植户都很积极。一味地拆棚限制发展，并不能获得长久的环保效果。畜禽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农民又会有发展养殖的冲动，如此反复，对于地方也是一种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