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虎

    常言道：安居才能乐业。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若说起与老百姓关系最紧密、感受最深刻的，莫过于居住条件的改变。我家也曾搬迁了四次。

    改革初期：一家三口，蜗居土房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那时，家里只有一间破破烂烂的土瓦房，面积只有40多平方米，父亲用木板把房子做了隔断，一进门是厨房，中间是客厅，最里面做卧室。常年的风吹雨淋，墙面的裂缝清晰可见，父亲就用一些废弃的布料和稻草堵上。因为房屋地势低，光线很暗，即使白天做饭，母亲也要开着灯。晚上，老鼠在地上、墙垣上跑来跑去，吵得人辗转难眠。遇到雨天，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需要动用所有的水盆接水。印象最深的还是冬天上厕所和用水困难，茅草屋厕所四面透风，上厕所简直是受罪；而每天提水不仅路远，还要排很长时间的队，经常有邻里发生争吵和打架。

    在那个贫瘠的时代，“一穷二白，家徒四壁”正是我家的真实写照。

    八十年代：妹妹出生，借钱盖房

    1988年，我上小学了，这一年妹妹也出生了，人口的增加，让原本狭小的家显得更加拥挤不堪。看着襁褓中脸色冻得通红的妹妹，父亲一咬牙，倾其所有，并借遍了亲朋好友，把原有的土瓦房推倒，把地基垫高，在原址上扩盖了几间红砖房。这是父母结婚后，我们第一次搬家，全家人欢天喜地，激动不已。

    房子明亮温暖，墙壁洁白如雪，两个卧室虽然不大，但足够一家人居住了。父亲心疼坐月子的母亲，还特意在院子里盖了带门的厕所，给家里接了自来水管。从此，全家人再也不用为如厕难和提水远的事情发愁了，父亲也不用一到雷雨天气就冒着危险上房查漏补漏，母亲再也不用白天开灯做饭，我也不用害怕乱窜的老鼠了。

    九十年代：白手起家，两层楼房

    1998年，我上中学，妹妹也渐渐长大了，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独立生活、学习的空间，家里的两个卧室就显得“捉襟见肘”。幸好，有头脑的父亲抓住了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好时机，承包了村后山的水库养鱼，而且率先在村子里开了第一家小商店，不仅偿还了之前的外债，还攒了几万元钱，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元户”。和母亲商量后，父亲盖了村里的第一栋两层楼房。

    搬家那天，前来帮忙的亲戚乡邻们都啧啧称赞，言语中满是羡慕之情。新房有大大的客厅，定制的沙发，再也不愁来了客人没地方坐；房间安装了铝合金窗户，密闭性和隔音效果好多了；最让人惊喜的是，父亲还在卫生间安装了洗浴设备。这次搬家是“质”的提升，我们过上了崭新的生活。

    零零年代：父母扶持，立家买房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城里工作，一年后，我和相恋四年的女友领了结婚证。知道我刚工作没多少钱，女友没要求我买房，岳父岳母也没向我要一分彩礼。但父亲却坚决不同意：“将心比心，人家含辛茹苦地把闺女抚养大嫁到咱家，我们不能委屈了她。房，必须买！”说完，塞给我一叠钱。我赶紧拒绝：“爸，这是你和我妈的养老钱，我不能要！”父亲说：“我们还年轻，能挣钱，而且手头也攒了一些积蓄。这几年国家政策好，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还发放粮食直补，其实农村不比城里差。”在父亲的坚持下，我红着眼接过了钱。

    2008年，在家人的扶持下，我按揭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房子。房子不大，但地理位置优越，公交路线纵横交错，上下班十分便利。搬家那天，母亲送来一份特殊的贺礼——她亲自绣的“家和万事兴”十字绣，告诫我们：努力奋斗，立家立业！

    一零年代：城里养老，幸福洋房

    2018年“五·一”，我又搬了一次家。因为双方父母的年龄大了，我和妻子想把他们接到城里来养老。其实这个想法前几年就有了，但时机还不成熟。

    近两年，随着我工作表现优秀，先后在单位升职加薪；妻子也如愿以偿，辞职开了自己的服装工作室，开始接单盈利。我们卖掉了之前的小房子，加上自己这些年的收入，重新买了一套四室两厅两卫160平米的花园洋房。新房南北通透，宽敞舒适，装修时，我把门窗、地板、家具都用上了环保的新式材料；小区环境安静优雅，健身器材完善，方便父母锻炼身体；周边幼儿园、小学、超市等配套齐全，孩子将来的教育也不用愁。父亲和岳父激动地感慨道：“当了一辈子农民，没想到临老了，不仅能领到政府发放的‘养老金’，而且也赶时髦做了一回城里人，这都要感谢党的好政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