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吸引高考状元而着称的北京大学，弃录了重庆高考状元何川洋。据此，周泽律师撰文表示《弃录何川洋涉嫌违法》（7月4日《新京报》）而笔者认为，北大拒录或弃录何川洋并无不当，更谈不上侵害了该生的教育权和宪法权利。同时，笔者不认为何川洋本人是造假者，他虽然是造假行为的受益人，但却只是“被造假者”。

　　受教育权的确是基本人权，现行宪法也有相关条款涉及教育权。但是，这些人权、宪法权利也对应了相关的义务与责任。权利主体在享有该权利时，至少不能侵害他人的权利，不能侵害社会公共秩序或利益。对何川洋的受教育权，不依法治原则和规则，当然不能随意否定或妨害。但何川洋及其监护人的义务和责任，与权利也是共生共存的关系，违反了相关义务，自应产生相应后果。

　　在何川洋未成年时，其父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影响力，把孩子改成少数民族，企图获得高考加20分的利益。做一个类比：按照刑法和司法解释，诈骗1000元就构成了犯罪，诈骗10000元就是数额巨大的诈骗罪，那么何川洋父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何？而刑法又没有相应罪名制裁这些重大造假、诈骗全社会、诈骗几十年的行为，只能以法定刑很轻的伪造印章之类的罪名追究，那么正义与法治何在？

　　对造假行为本身，依据法纪追究行为人的责任，撤职或开除公职都没问题。关键是，作为造假行为的特大、直接、主要、终生受益的受益人，考生应否承担相应的后果？如果在造假被揭露后，仅把不该加上的20分从总分中剔除，就会给公众这样的指引：造假败露后，只是失去本不该得到的造假收益，而原权益并无损失，造假等于无损失的游戏；有公职的学生家长可能会被处分，无公职的家长连被处分的小风险都没有。何乐而不为？

　　还需说明，单就考生报考与学校录取环节看，双方也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考生可以报考、要约，学校可以选择、承诺。即使是一比一地投档，北大也没有义务录取重庆投送来的所有考生，更何况是按照1.2比1的比例投档的；即使重庆考试院认为何川洋有录取资格，北大也有挑选权利。北大作为教育机构类的公法人，与行政机关之类的公法人是两回事。学校当然有选择学生的权利和依法公正选择的义务。

　　最后，笔者建议：针对民族、年龄、学历等造假或考试作弊，可能获得重大收益的行为，刑法应设立罪名予以治理；国家工作人员犯此罪的，从重处罚。按照罪刑相适应原则，其法定刑应当不低于诈骗罪的法定刑。

　　陈步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