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简称“民工”）是当今中国大陆最令人无奈的名词。

　　这是一种非正式身份：说他（或她）是农民，他的工作已经不是种地，而是在城市里打工；说他是工人，他只有农村户口，不能获得城市居民所享受的政策福利，尽管他对城市发展贡献很大。他是“领导阶级”？不像。他是“同盟军”？也不是了。他是“工农联盟”分子？顾名思义有点像，但不伦不类，地位很尴尬。

　　遥想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近代工业发轫之初，农民开始流入城市到工厂做工，逐渐形成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就从这个人群中产生。当时哪有“农民工”这个词？试将如今城市里大多数工人、职员、干部、富豪乃至“无业人员”上推三代――没准就是农民的后裔，没啥不光荣的。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将人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农”的地位还在“工”之上。封建户籍制度逐渐形成之后，也没有“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说。1949年以后，理论上工农当家作主了，却将公民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以户籍制度加以羁縻，用“商品粮”配给作为手段，限制农民向城市迁徙的自由，实际上是将人民圈定在两个不同的发展环境里，不但变相削夺了一大部分人的发展权，更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状况。

　　这种体制的弊端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农民实际上是“二等公民”，农村的贫困，使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都处于低水平，农民率以“跳出农门”为幸，官员常以“农转非”为生财之道。农民子女一旦考上大学，皆以留在城市发展为人生目标，某些人甚至以自己的父母为耻。如果农村无法留住自己的精英，一代一代下去，势必造成人口的进一步劣化，使农村地区陷入更深的贫困怪圈。城市化加速造成的城乡差别拉大，最终影响的是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现在城里人一提起“农民工”，往往带有歧视口吻，认为“文化低”、“素质差”；城市管理部门也将他们列入“外来人口”、“流动人口”，像防贼一样地防着。但你想过没有，文化低、素质差是不公平的体制和发展环境造成的，他们是这种体制和发展环境的受害者，而你恰恰可能是受益者。你的地位、财富或成功，恰恰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牺牲与奉献之上。

　　中国1949年以后的工业化，是以剥夺农村为代价的；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是建立在低廉的劳动成本之上的，这里面都浸透了农民和所谓“农民工”的血汗。在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后面，“血汗工厂”、“矿难吃人”现象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而拖欠“农民工”工资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对“二等公民”的歧视心态也是原因之一。

　　工人、农民都是公民的正当职业。农民长期在城市务工，事实上已经成为正式工人的，就应当以工人称呼，享受职工待遇。如果属于合同工或临时工的，如实称呼即可，也不应有任何歧视。

　　“农民工”这个自相矛盾的名词，是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阶段约定俗成的产物，不是公民的法律身份，且隐含歧视的意义。政府应从社会平等的角度出发，在官方文件中首先废止。

　　国家废除农业税，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方针，我是赞成的。但要从根本上恢复社会公正，还须有制度上的保障：在管理上将人分为两等的户籍制度，从根本上是违宪的，应当尽早革除；1954年宪法第九十条所规定的公民“迁徙自由”，也应尽早启动修宪程序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