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起，中国东部经济大省江苏将再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南京、苏州等一类地区从1320元调整为1480元，涨幅超过10％。与此同时，四川、辽宁等18个省区市也“集体”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除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出发点外，在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提高的背后，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面临常态化“用工荒”压力，以及政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现实需求。

　　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眼下由于农忙，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尤其是在经济开发区、制造企业和出口加工型企业，“招人难”现象更加凸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用工荒”现象在长三角部分企业中逐渐增多，“招不到人”情况较为普遍。“企业用工荒的持续性出现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新生态农民工崛起有关。原有的劳务输出地，近年来经济发展下就业机会增多，不少工人已在当地就业；加之85后、90后农民工不再像父辈一样，愿意从事操作工、建筑工等工作，用工荒是一场持久战。”苏州英格玛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庄志说。

　　“我在昆山打工已经6年，两个月前回家，加班加点拿到的每月3000多元的收入，扣掉交通、吃饭等基本费用，只剩下千把元，这几年老家的企业多了，纯收入和在苏南差不了多少，还不用背井离乡。”家在四川南充的农民工沈如海告诉记者。

　　除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基本出发点，新一轮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也是对企业现有用工状况的积极回应。复旦大学社科部副教授邵晓莹认为，在经济稳中趋暖后适时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希望通过切实提高职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用工荒”问题。

　　一些企业家也认同这一观点。仁宝资讯工业（昆山）有限公司人事处负责人表示，随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员工的稳定性可以得到保证，由此节约因员工频繁流动而不断增加的招聘和培训成本。

　　来自民工和劳动力市场的反馈同样印证这一点。“从开始出来打工到现在，工资最早是450元，后来慢慢涨到960元，听说现在工资要涨到近1500元了。1500元对我们在外面打工的人来讲肯定是好一些。估计村里乡亲也会有人再考虑出来打工的。”在南京一家物业公司工作的农民工陈亮军说。

　　除满足居高不下的用工缺口，随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提高工资标准对于淘汰单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低端产业，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企业短期内可能会面临生产成本上升的问题，但这也会促使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邵晓莹说。

　　庄志表示，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的调高，对于一些低附加值、利润率较低的产业来说无疑会有所影响，但这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这种倒逼机制，将推动产业升级,加快结构调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企业主认为，提高最低工资产生的倒逼效应，会给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要想在未来发展中保持不败之地，就必须加大企业研发力度，提高产品附加值。

　　接受采访的专家一致认为，作为收入分配领域里的一项重要改革，新一轮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不仅会在劳动力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更将为年内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打开一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