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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农民工职业世袭何妨换个思路


  政协委员厉以宁在全国两会上表示,现在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是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阶层固定化,形成职业世袭化。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

  职业的代际继承,在之前很长时间,一度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事。 此间的文化传统中,诸如“子承父业”一类的提法,一直被广泛认同。

  但,认知总会随着时代流变,继而在今天,“职业世袭化”已然有了不一样的意指。 特别对于农民工而言,子子孙孙间那种简单的重复,更是不免令人感伤。 于此,厉以宁委员的发言,和大众的观感,其实无甚差别。

  阶层固定化导致的职业世袭,所以是一个有待扭转的趋势,抽象来看,其关乎全民公平的兑现,而从效率论出发,阶层固化、流动不畅的社会,必将流失生机与创造力。唯有一套希望与压力并存的激励系统,才能推动每一个社会成员,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但如今,诸多农民工,已深陷入“先赋角色”之中——他们的人生,从一开始已注定,随后的日子,好似在遵从剧本。而其子女,亦概莫如是。

  一个文明的社会,个体命运当不会太多为“出身”所左右。 基于“身世标签”,配置资源、职业和前途,不仅低效且本身就缺乏正当性。于此,从官方到民间,并不缺少共识。即便如此,如何将一致的期待和普遍的善意,铺就成有效的改进路径,也还是有待思索的事情。

  具体的方式当然很多,恰如厉以宁所提出的,“均衡城乡教育资源配置、 多办职业技术学校、鼓励外出农民自行创业……”只是,这并不是具备新意和创见的方案,尽管我们确乎在上述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有些更长远的追问,终究不可回避,即当二代农民工,果真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上升”机会,这个社会又将以何种方式消化?欲求答案,便不得不审视现今的城市化进程:产业的发展,还能多大程度扩容城市化的空间?而急速推进的城市化,又能多大程度上助力“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事实上,倘若将打破“农民工世袭”的希望,寄托于城市化的宏观背景之上,其前景或许是存疑的。因为现实里,在权利层面,某些城市尚且不能给予农民同等对待;而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难,也暗示着城市对于新增人口的容纳力,或不若想象中充盈。

  当人们将“农民工世袭化”视作一个问题,其思维前提显然是,“农民工”并不是一份理想的职业,而围观者的解决策略,最终也多半诉诸城市化的洪流。 而原本,提升“农民工”本身的职业福利,提升乡土世界的生存品质, 也是另一条更为直接,甚或更为可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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