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员工惊人的“十二连跳”，让整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及公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重新作出了一些审视。中华全国总工会5月29日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加强对青年职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关心职工的生产生活，使广大职工有尊严地生活，实现体面劳动。但从富士康的“跳楼门”和本田的“停工门”来看，要创造“体面”和“尊严”，尚取决于多个条件，员工的双手可以给薪水添上几张钞票，却难以独自完成这样的创造。

　　实现体面与尊严之所以步履维艰，主要症结当然是劳资双方的地位不平等，再加上相关的法规欠缺，因此难以有平等的对话机会；没有平等对话，就意味着一方的屈从与忍受。此外，企业里工会职能孱弱，政府部门职责缺位，使得这种平等对话的机会更为渺茫。可以想象，如果仅靠个人的双手可以创造“神奇”，可以完成个人权利的提升，那么富士康可能就不会有什么“跳楼门”，南海本田员工也不会因担心受到报复，停工时都要戴着口罩，甚至不敢挑选谈判代表。每个职工心底肯定有维护个人权益的冲动，但员工的一双手，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些疑问存在于职工心底，公众心底，消散不去，不知道会不会刺痛本应该代表员工利益的工会和相关的职能部门。

　　社会曾经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有着各种讨论，比较突出的一种是，新生代与第一代相比，生活方式将会发生根本变化，第一代挣了钱还要回到农村去，而新生代将选择如何在城市落脚，然后过上城市里的生活。社会为新生代农民工勾画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却没有为他们铺好脚下的路。和第一代相比，新生代的生存环境的确有了一定改善，也得到了一定的社会认可，但是，整体上看却难以说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比如，在一些能够创造较好效益的企业，有时候便会成为特殊的“社会公民”，可以享受许多的另样权利，企业的负责人可以摇身变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荣耀集中在了企业或企业负责人身上，却忽略了效益是由企业员工创造的，社会没有给予企业员工足够、公平的认可。这样的不公与被忽略，在以农民工为主要构成成分的企业里，过去比较突出，如今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