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总工会抽样调查的千户企业中，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企业辞退职大多是农民工。在职农民工月实际劳动时间超过了城镇职工50％，月平均收入却不足城镇职工60％。”全国政协委员、全总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张世平十分关注农民工就业。29日，在由全国政协社法委等部门主办的“新形势下社会和谐与稳定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从多个角度为解决好就业问题献计献策。

　　张世平建议，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益，要加大《劳动合同法》贯彻力度，重点整治非法裁员、恶意欠薪等行为。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推行工资保证金和欠薪保障基金制度，落实职代会和厂务公开，畅通农民工利益诉求渠道。重点推行定点、订单、定向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能力。

　　“社保费占工资比例的确比较高，但工资在企业支出里占多少？工资中，工人工资又占多少？”对时有耳闻的社保费过高以致影响企业招工的言论，全国政协委员、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不以为然。

　　“要跳出就业看就业，树立‘大就业’观念。”景天魁主张，解决就业问题必须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大幅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切实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让劳动者愿意前往基层、中西部地区就业；改革教育制度，降低教育成本，降低大学生就业预期，自觉拓展就业渠道。

　　与景天魁相呼应，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里也指出，金融危机对我国最大的威胁在于就业岗位的损失。应以就业优先原则统领宏观经济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各项经济发展战略。

　　蔡昉建议，宏观政策要直接宣示就业增长目标，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向、手段和力度，应明确以最大化就业为投资领域选择的原则，进而明显扩大就业，形成投资和消费内需同时扩大，依靠内需拉动增长的良性循环。

　　蔡昉对政策的建议，也得到北京市政协社法委副主任侯小丽的赞同:“北京对创业人员的小额贷款限额一般是5万元。太少了，影响了个人创业的积极性，使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效果打了折扣。”

　　侯小丽希望加大对创业者和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适当增加小额贷款的额度或贷款次数，加大对创业者的贷款担保和财政贴息等的扶持，试行在相应区域内建立创业企业孵化基地，解决创业注册地难的问题。依据不同行业的情况，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政策扶持。（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