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广东消费蓝皮书》披露的，老一代农民工的80%-90%会把工资寄回家或带回家，65%-70%的新生代农民工却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的事实，社论认为这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感的增强，并呼吁城市要未雨绸缪，通过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同等的公共服务，来呼应这种文化认同。我认可社论得出的结论，即城市要呼应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但难以苟同的是以消费地在农村还是城市作为衡量城市认同感标准的论证方式。

事实上，之所以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消费理念上有着天壤之别，不在于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有本质的区别，而是他们不同的生活习惯决定他们的消费理念。一个人的生活理念和消费习惯，形成于青年时期，一旦度过这样的时期，不管其生存在什么样的生活和消费环境中，都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老一代农民工的生活习惯和消费理念形成于农村，即便选择在城市工作和打拼，农村的生活理念和消费习惯早已深深烙印于其内心深处，很难再有什么改变。而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过早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来到了陌生的城市，城市打拼的过程，同时也在塑造着自己城市化的生活理念和消费习惯。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生活在农村的老一辈人，无论自己的儿女在城市有怎样的高收入，老人依然很难融入都市的生活，陌生的社会环境、难以认同的生活和消费习惯，都是他们在精神上不能承受之重，以至于不少习惯于农村生活的老人很难融入城市生活，这与家庭条件和收入水平无关，与生活习惯有关。这倒不是说他们对城市生活有抵触情绪，而是说他们的精神认同就在农村。

新生代农民工则截然不同，虽然他们的故乡依然是农村，但这个故乡在自己精神世界里越来越远，只停留在逢年过节的“探亲”之中，他们没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所谓“身份认同感”不过是一种血缘和地缘因素混合在一起综合作用的结果，不是一种烙印于内心深处的精神皈依。而在城市生活和打拼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接受了城市生活的习惯，和城市生长的青年一道接受城市化和商业化浪潮的洗礼和塑造，大部分人将收入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也就不足为奇。

可是，环境的塑造和消费习惯的影响，并不是文化认同感产生的原因。我甚至极端地认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精神世界的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差了。一方面，离自己越来越遥远的家乡，正在成为“沦陷的故乡”，他们不可能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从遥远的故乡找自己精神上的皈依；而另一方面，自己从年轻时就开始打拼的城市，虽然在物质消费上和自己“如胶似漆”，但在精神层面却“貌合神离”，一个在居住上需要暂住、社保上感受差别、机会上没有平等的城市，注定不能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家园。

如今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感慨，我们在物质上越来越富足，但在精神上却日益贫瘠。这说明物质的、消费的富足感甚至认同感，都不能取代精神层面的认同。我们不能被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消费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烈这一表象所迷惑，而应该洞悉背后的他们其实无处安放的精神寄托。事实上，和乡村熟人社会由信任建立起来的认同感不同的是，对城市的认同感，来源于城市宽容、开放的胸怀，对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个体一视同仁的包容与呵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