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底，打工妹朱林飞等11名农民工当选为义乌市人大代表；2006年1月15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其中，两名外来务工人员代表列席参加审议了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随着农民工参政逐渐从个别行为变成部分数量，农民工参政作为一个热点，摆到了我们的面前。

　　当许多媒体以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评价农民工参政这个问题时，笔者倒以为，从媒体过去的避而不谈到如今很多地区涌现出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人大代表和宣传典型，这其实是把这个简单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化了。而且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农民工身份的提及和参政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将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与我们每个人都时刻参与的政治生活人为地割裂开了。农民工参政，最本质的涵义其实是“替我说话”到“我要说话”的公民正当权利自我觉醒的过程。当然，这种觉醒，少不了大背景的推动，更不能将政府的努力避而不谈。

　　农民工参政放在政治学上分析，是一种治理模式的创新与改革。在现代社会，广义上的治理模式其实是一种开放性治理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打破由政府包办地方治理的权力格局，而且意味着在日益扩大的社会流动的基础上形成能够不断容纳外来人口共同参与治理的动态格局。随着市场秩序的纵深拓展，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就必然要越多地吸纳这种治理模式，就越需要更多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口来参与本地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而这些不同的人口里，当然也包括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这些外来人口固然终会“流失”，但他们对该地区经济发展和事业作出的贡献不应被遗忘。农民工参政，实际上是个人政治价值的自我体现与法定权利得到满足的双重表现，不会因为知识的多少和身份的区别而被抹杀，更不会因为农民工这一特定称谓本身涵盖的个体流动性和非固定性而被否定。因为他们的参政权利，是宪法赋予的，甚至是与生俱来的。

　　农民工参政之所以被关注，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检讨着城市生活中的不足。当前，在城市务工的民工有1.2亿人，这就意味着我国城市劳动力人口中，三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民工。在城市里，从建楼、装修、搬家、保洁、送水、速递到餐饮、卖菜、理发、修车擦车，包括看孩子、侍奉老人，对一个城市而言，几乎每个角落、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农民工。城市属于我们，同样也属于农民工，他们的劳动汗水早已和繁华都市融合在一起，他们和城里的所有职工一样，都在平凡岗位上奉献着自己幸福着别人。但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农民工在政治上始终无奈地扮演着“局外人”、“边缘人”的角色。他们没有时间回到家乡去参加选举，也没有权利参加城市里的选举，所以当城市为了保障他们的权利特地打开一扇窗时，他们倍加珍惜自己的话语权，他们渴望通过参政这种有效的途径，能够更好地代表自己的阶层反映正当的诉求，参与城市的决策，进而获得人格的尊重和身为城市主人翁的荣誉。这样的要求理应得到满足。

　　农民工参政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地域界线，拉近了心灵距离，增强了团结的力量，这样的城市才是一座从里到外都散发着无限温暖的宜家之城、和谐之地！（李晓霞）